免费新闻，大资本帮你买单的后果是什么？-彭晓芸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免费新闻，大资本帮你买单的后果是什么？

彭晓芸

在我的ipad上，有很多个付费新闻类APP，遗憾的是，无一例外，都是外媒，经济学人、大西洋月刊、时代周刊、美国国家地理、新科学家、纽约客等等。国内媒体，统统免费，即便你想付费看，它们的公众号、它们的自办APP都已做到了免费开放阅读。至于国内媒体质量值不值得付费姑且不论。起码有些媒体的有些版块还是值得一看的，譬如澎湃的思想市场、教育家。

那么，天下真有免费的午餐么？一种原因是国内的新闻生产成本极低，低到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它们免费；一种原因是有人替你买单了。显然，即便质量再不高，也要人力物力成本，不可能真的低到可以免费赠送，那么，原因只能是第二种，有人替你买单了。买单的情况分多种，有些是政府出资的媒体，如人民日报，有些是政府和资本合资合营，譬如有些党媒体制中衍生出来的所谓市场化媒体，还有一些是民资企业，如腾讯。

党媒且不论，很多人并不买人民日报的账，说它是给领导看的。这里我们重点谈谈大资本自办的网络媒体以及它们气势汹汹收购的传统媒体。最近的新闻是阿里收购香港资深英文报纸《南华早报》，更早前则是腾讯于2012年7月以6000万入股财新。关于大资本收购媒体、注资媒体，最为广泛的忧虑是这恐怕形成新闻产业的垄断态势，尤其是话语权和资本的双垄断。

大资本在购买历史悠久的媒体时，本来是看中它们的公信力，买的是某种话语权，但媒体格局却很有可能发生变化。就是一旦资本垄断，那个历史悠久的媒体公信力也锐减，于是大资本花钱买的东西立即因为自己买入这个动作贬值了。这是悖论，但也是媒体行当最微妙的地方。

最近看到一则关于阿里收购的评论，这位自我简介写着执教于某某媒体与设计学院的教师写道：“《南华早报》的确不太可能说阿里系的坏话了。这也没啥。华尔街日报从来不说默多克的坏话，腾讯网也从来不会说马化腾的坏话。碰到事了不说话，这总可以吧？不说话也有罪啊？”如果这就是新闻学术界对资本和媒体生态的态度，那实在是令人诧异。不过，我也不清楚这位专栏作者是否全职任教于大学，还是简介里的某某基金“投资合伙人才”才是更为重要的身份。

这单个言论倒也不值得费力论辩，更值得讨论的是，读者以及更多的新闻学院打算怎么做？读者习惯了免费，但也习惯了抱怨，抱怨媒体的质量之低。

近日一则“杭州”女生上哈佛的报道再次让读者领教了媒体的信息遮蔽和造星功夫。很多读者觉得再次被媒体欺骗蒙蔽了，那明明是美国人上哈佛好不好，美国人上哈佛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那明明是美籍华人有便利条件往返两国进行大量社会实践，在积累哈佛最喜欢的综合素质呢，你媒体居然报道成了家境不怎样所以需要打工补贴，这不是拿广大底层读者当猴耍嘛？你这是对底层读者虚伪的安慰还是真诚的欺骗呢？

不过，这总算是读者媒介素养的进步，吃着免费午餐骂免费的东西质量太差，倒也理直气壮，“免费不是我偷的抢的，是你们送到眼前的”。

相比新闻学院与媒体“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关系，读者与媒体的关系还算是比较简单的。起码，读者敢于批评媒体，敢于用脚投票，一个报纸差了，说不看就不看，一秒钟的事情。

而新闻学院则要麻烦得多，太多的新闻学院由于师资是从未接触过媒体的“直升飞机教师”——硕士博士留校，连校园也没有出过。新闻学院对此底气不足，于是，在媒体面前，新闻学院显得怯怯，有时候不免对媒体谄媚得过了头，更加别提对媒体批评的勇气了。

新闻学院太需要媒体的资源，于是，在学术批评方面，往往暧昧含混，对于那些糟糕的报道甚至媒体的造假，他们有时候会因为怕得罪媒体而选择“碰到事不说话”，是呀，他们反诘质疑者“不说话也有罪”咩？

新闻学院怎样走出这种“碰到事不说话”的尴尬处境呢？过于依赖媒体资源不是长久之计。

一则是新闻学院的师资结构有待改善，待遇有待提升，提升到他们在所谓以业界自居的媒体从业者面前不至于没底气。但也不宜“病急乱投医”，把那些有从业经验却毫无理论能力的从业者奉为导师。

另一个方向则是新闻学院不要被媒体的话语权所诱惑。需要说话的平台，在现在这个时代，完全可以自办，如中大传媒与设计学院就在尝试自办媒体平台，有些报道甚至反哺新闻媒体，被新闻媒体采用。

一旦你的师资结构合理，待遇不那么寒碜，你拥有自己的麦克风，这时候，你对媒体业界的依赖程度就大幅降低了，起码可以越来越成为对等合作关系。更进一步，媒体还是你的学术研究对象，对于研究对象，本来就该不吝批评，怎么可以和研究对象整天厮混呢？这样还能保持中立视角吗？

“拿人手短，吃人嘴软”。很多人放弃批评，放弃对资本和话语权垄断的警惕，恰恰源自于此。现在还把这种生态进一步合理化，似乎仅仅是花钱买你不说话而已嘛，又不是花钱买你说好话写软文。

靠稿费吃饭的媒体人也容易“拿人手短，吃人嘴软”。很多四处写专栏的作者选择了不吭声，不批评任何媒体，不错过任何邀约写稿机会和媒体平台的活动资源。我遭遇过不少这样的事情，说你批评了某某媒体，所以我们总叫我不能约你写了。我选择了不争辩，放弃。放弃一个媒体平台又不会失去说话的空间，现在是一个多渠道多平台的时代。

上一篇文章我好好地实验了一番去掉中间环节，从读者那里获得写稿劳务报酬的新模式。结果发现，读者当中，还真有不少乐意直接对作者付费的——而且，我早前也有言在先，只欢迎小额，如果打赏金额超过我一篇稿子在媒体的最高酬劳（如千字千元），我将拒收并退回。迄今为止，没有读者企图用巨额打赏的，打赏金额集中在几块钱、几十块，最高的一百来块。而且，这些读者素不相识，他们也没有企图从这里获得免于批评的任何动机或必要。

当然，这个模式也并非完美，譬如作者会不会从读者打赏的热烈程度发现读者的某些题材偏好，从而减少了公共议题的写作，写得越来越像心灵鸡汤呢？我警惕这一点，但也不放弃这一模式的实验，至少，它为平衡媒体生态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至于更为彻底的方案，那就是不要让写作成为你唯一的谋生手段。你要发展多种谋生手段，让自己更为自主自由地写作，让自己是有感而发不得不写才写，不是缺钱了才写。

正因此，我争取让自己的关注面更广一些，而不是局限于媒体行业，起码不要做一个离开了媒体业就无法活的人。

在一个传媒从业者和新闻学院学者济济一堂的大群里，有人在讨论某某号称有3.1亿用户的新闻客户端数据是否造假。这些问题，若在以前我会相当愤怒，我也写过文章质疑媒体封面偶像那些来历不明的巨额影响力。但在现在，我更相信，想要有精英媒体，必须有精英读者，而精英读者哪里来？显然是教育。

对教育和社区的研究，分散了我的很多注意力，起码使得我不再夸大媒体的作用。即便如此，仍然需要保持对大资本垄断媒体的足够警惕。因此，阶段性地关注媒体动态，仍是我文章的一个主要议题，但绝不会成为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