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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孩放开，女性求职会更难吗？

彭晓芸

全面二孩政策出来的当晚，朋友圈就有未婚女性朋友调侃说：“恭喜已婚已育一孩的女性们终于和我站在了求职同一起跑线上。”我说，以后已育一孩者求职，是不是还得写“不生二胎保证书”啊？ 

你会生二胎吗？

这是嬉笑之言，却也是社会现实。生育的生理负担落在女性身上，连同长久的抚养责任也主要落在女性身上，这导致职场对女性母亲身份的极度敏感。

一位男性求职者，几乎没有多少人在乎他到底有没有孩子，是否当了父亲；而女性求职者，未生育的，会被忧虑“她会不会一来就生孩子啊”，已生育的，会被关注孩子多大了、是不是在脱不开身的阶段。现在，孩子已经大了的女性，还面临着另一种关切：你会生二胎吗？

而一个现实的问题是，我身边一些有孩子的女性，的确会因为孩子在工作上有所妥协。对她们来说，有了孩子尤其是二孩之后，最理想的工作是相对稳定、轻松、可以兼顾带孩子功能的工作，而不是继续冲刺在职场前沿。为此，即使现在的职业遇到了瓶颈，她们也很少轻举妄动去一个全新的环境开始职场打拼。毋庸置疑，这样的选择必定会影响她们在职场的综合表现。

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前司长斯劳特辞去官职回归大学任教职时，曾在《大西洋月刊》发表了她的长篇文章“Why Women Still Can‘t  Have ItAll”（为什么女人仍然不能拥有一切），阐述了她为处于青春期的孩子而选择一份时间更自由的工作的想法。斯劳特希望事业和孩子之间能够获得某种平衡，然而，官场上的身不由己使得她无法兼顾，她到了必须作出选择的时候了。

自由与责任的博弈

对斯劳特的选择，有人表示遗憾，认为这是女性们在职场上的退却。而Facebook的首席运营官桑德伯格则鼓励女人们“向前一步”，她还传授了兼顾家庭与事业的“秘诀”，其中包括找一个能够为你照顾孩子的丈夫。但是，不幸的是，桑德伯格的丈夫意外去世了，可以说，桑德伯格鼓吹的家庭事业两全之美，需要一些条件，譬如仰仗一个愿意承担更多家庭事务的男人。

可这毕竟仍然是依赖于外部条件，一旦这个不为女人们所掌握的外部条件发生变化，她们的生活将会面临坍塌的危险。 

这种处境，是由两性在生育问题上显著的生理功能差异导向的。当然，我们可以这么说，生育的生理功能由女性承担，此为天生我才必有用，且不抱怨。何况不能亲自生孩子的男性也有心理落差呢：亲子关系上，女性占据天然优势，男性必须付出巨大努力才能获得子女认可；两性关系上，女性占有特殊“人才”优势，因了生孩子这一天赋，很多男性甘愿服从女性主导的性别关系规则，交出经济自由权和情爱自由权，统统归孩子妈掌管。

可是，人们又要问，如果不是以婚姻制度来约束、限制男性的自由，那女性承担母职的辛苦去哪里找补呢？

这提出了一个很值得推敲的问题：人类为了繁衍和生育后代付出的个体自由代价，有没有一个物极必反的临界点，导致两性对个体自由与生育价值的全盘反思？

事实上，反思已经在发生。而且，不仅仅是男性通过解除婚姻来反抗生育捆绑的个人情爱自由，女性也在权衡独力承担生育及抚养责任与依赖婚姻之间的利弊关系。不乏一些女性认为：独自抚养孩子比忍受婚姻制度对女性的剥削更划算。 

随着医学的发达以及社会化服务的完善，生育和抚养行为的风险及难度在降低，女性独力养育孩子不再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时候，两性的关系面临着新的调整，自由与责任，你的天平倒向哪一端，另一端的担子就可能重一点，但男人女人中，“为自由故，心甘情愿承受更多”者不乏其人。

身为母亲，我对此亦颇有体会。当年为了独自带大孩子，我曾经尝试“达芬奇睡眠法”，每次只睡几个小时，保持高度警觉，偶尔瞌睡一下就精力充沛。同时谢绝一切社交，确保思考写作的时间和带孩子无缝衔接。

为了省钱，我只给儿子上了一年半的幼儿园，其它时间都是自己带着，包括户外运动和利用社区满足孩子的小伙伴社交需求。幼儿园一个月学费四五千，一些便宜的我实在不满意，还不如自己带。

不过，有个问题需要再三澄清，并不是每个身为母亲的人都像我这样恰好从事一份时间较为自由的工作，也不是每一份工作想要谢绝社交就谢绝得了的。这就说明，想要兼顾事业与育儿，对职业选择其实是有限制的，如果我喜欢上一份需要东奔西走的工作，恐怕我就难以如此轻描淡写了。

社会该为二孩放开做什么

两性在为自由与责任的分摊而博弈着，那么社会呢？社会的制度环境是否对两性公正、对生育行为友好，就成了一个关涉公义的事。

一方面，我们应当警惕那种转嫁社会福利责任给男性个体全面接盘的思维。如果要求男性为了生育放弃一辈子的情爱自由，一部分男性会要自由而不要生育，也有一部分男性会选择与更独立的女性生育，从而不以生育为筹码承诺放弃一生的情爱可能，这部分人最有条件实现生育功能与情爱自由的分离。

另一方面，社会应当为个体自由与尊严的实现提供公正的福利措施，既不要以钳制个人自由为代价，也不要将某一个性别付出的额外代价美其名曰为“文化传统”固化下来。

这首先就体现在职场文化上，如果因为计划生育松绑而给女性已经处于劣势的职场竞争增加压力，那么，人类的生育自由权的实现就附着在性别不公正之上，那可谓是方向性错误，对职场女性是“雪上加霜”。

事实上，这对男性也不会是什么好事。女性要么因此变得更加不愿意生育，要么变本加厉地在私人领域控制男性的意志自由，谋取生育保障和补偿。如果是这样，人类的生育成本没有随着经济发达而降低，反而在精神自由的层面上变得越来越奢侈，那与鼓励生育的政策可谓是背道而驰。

因此，从现在开始，政府与机构应当在全面二孩政策公布的同时，也出台相应的制度配套和福利措施，保障女性在承担更多次的生育职责的同时，不至于在职场竞争中进一步滑落到低谷。否则，那些“野心勃勃”的职业女性将很有可能放弃二孩，而所谓“全面二孩”的松绑，将无法实现其增加生育率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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