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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纪录片：教育与阶层流动之困

彭晓芸

BBC纪录片《我们的孩子足够坚强吗？中国学校》以戏剧性手法做了一次中英教育交流实验。当然，结局如双方所料，以成绩为唯一评比标准，中方教师胜出：他们深度参与教学的学生，看起来比没有中方老师介入的英国学生，成绩高出一小截。

且不说参与教学实验与未参加实验的两组学生样本选取是否科学，譬如两组学生原来的成绩如何？就算这个实验的样本选取完全科学有效，重要的是，以分数为标准来评判中方教师在这场实验的胜负，究竟意味着什么？

对英国人来说——尤其是设计这场实验的英方来说，他们乐于对自己的教育生态进行反思。于是，他们会说，你看，中国人厉害吧，我们的孩子可不能在国际竞争中输给他们啊！对一部分中国人而言，他们从中找到了优越感，很多人表示，基础教育还是中国行吧，不要再对中国的应试教育妄自菲薄了！

写过《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和常青藤的绵羊》一文的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物理系研究员万维钢旋即在微博发表评论认为：“#中式教法让英国学生成绩高10%# 中国基础教育的出发点就是别人没有的：明确的目标—考试成绩……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的基础教育其实比英美更加现代化，中国已经工业化，后者仍停留在原始放养状态。这时候谈论原始状态的优劣意义已经不大，因为工业化是大势所趋。”

把更尊重学生、成本更高的个性化教育视为“原始放养”，把一切以考试为目标的应试教育理解为工业化，并回避评价其优劣，只强调工业化是大势所趋。这是不是意味着工业化即是进步的？成本更低是工业化的追求？在教育这个问题上，是不是像一切工业那样，追求最低成本就是最优策略？

问题可能恰恰出在对教育的理解上，如果把教育理解为工业，那么，人就是工业生产流水线的作业对象，妨碍标准化流水作业的“人的”那些品性，统统要扼杀掉，一如著名的“超级考试工厂”衡水中学所干的——岂止关心偶像退出乐队要被遏制住，连如厕时间都需要精密计算。

如果这个方向是正确的，那么，BBC请的中国老师还太“绵羊”了，太不“中国”了：把衡水中学的老师请去，按照衡水中学的时间控制原则来复习、刷题，比拼出来的成绩会赢得更多。

于是，这场大争论真正需要面对的问题是：教育的目标究竟是什么？英美语境中的反思素质教育的真正诉求是什么？而中国目前的应试教育体制的问题又是什么？

关于目标：社会精英还是精致的绵羊？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和“常青藤的绵羊”，分别语出中美两国关于教育何为的大讨论。前者是北大教授钱理群所言，批判中国当下的教育体制培养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却缺乏真正富有社会责任感的精英；后者出自曾在耶鲁教过十年书的作家William Deresiewicz。他出了一本书，叫做《优秀的绵羊》（Excellent Sheep），还在《新共和》发了一篇文章——《不要把你的孩子送去常春藤》。

万维纲发于南方周末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和常青藤的绵羊》正是大量以Deresiewicz的观点为立论基础，认为“如果你认为，相对于中国学生苦逼的应试教育，美国名校的素质教育非常快乐，培养出的学生更优秀，那你就完全错了”，他的结论是：“中美大学教育的确是非常不同。可是如果你据此认为，相对于小明苦逼的应试教育，Joe正在经历的素质教育非常快乐，或者你认为Joe是比小明更优秀的人才，那你就完全错了。其实，Joe和小明是非常相似的一类人。”

万维钢的文章对中国无力留学还得参加高考的人简直是一剂速效的安慰药，你看，美国名校的素质教育也不过如此，考上清华北大和挤破头去哈佛，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谈不上谁比谁更优秀。

如果把投资教育的家庭行为视为“利己主义”，那么，的确，教育的使命就是完成这些家庭的托付。相比以“全人”发展为目标的素质教育，靠死记硬背对付的应试教育的确所需投资更少。如此说来，是不是就可以给出一个结论：中国的应试教育性比价更高，于是，中国的教育更平民、更值得西方国家学习？

得出这些结论，症结在于万维钢和不少人都误解了“利己主义”。他们以为在教育这个问题上，真的可以清晰界定“利己”与“利他”，然后把教育的目标与这两者的泾渭分明挂钩，“利己”就是教育的失败，“利他”就是教育的成功。既然中美教育体制培养出的“人才”多数都是利己的，于是，这两种教育彼此彼此，没有谁比谁更高明。

“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在心理学、道德哲学当中，向来是经典议题，长期争论不休。有一派认为，就行为动机而言，绝对地区别“利己”与“利他”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些被人视为“利他”的行为，行为人完全也可以有利己的动机。譬如一个人乐于助人，他可能是从中获得成就感和幸福感，而享受成就感和幸福感是利己的，一个极端自私的人，也可能是不快乐的，最终他的“自私”反而是不利己的。

既然区别“利己”与“利他”是如此困难，不如我们把教育的目标与此类动机论的揣测剥离开来，设定一些更为容易判断的指标。这样再来看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有何差异，倒是更为方便评议中美教育体制各自的利弊，避免滑向攻打稻草人的逻辑谬误。

按照万维钢的论述，美国的素质教育引导人全面发展，你不能是只会考试的书呆子，你还得体育、艺术、社会服务皆有所长，这个论述符合我们对美国教育理念的印象。只不过，万维钢继而论证，即便“全面发展”了，也不过是投其所好，也是精致的利己主义控制下的投机。从而，也就不奇怪他把他假定出来的多才多艺的耶鲁大学的Joe视为和清华大学只会考试的小明是同一类人，且谈不上谁更优秀了。

万维钢是这样说的：“哈佛的美国大学录取并不只看分数，非常讲究综合素质。跟小明相比，Joe可谓多才多艺。他高中时就跟同学搞过乐队，能写能弹能唱，从小就精通游泳、网球和冰球，而且入选校队参加比赛。Joe的组织能力很强，是高中学生会副主席，而且很有爱心，经常去社区医院帮助残疾人做康复运动。要论解决刁钻古怪的高考数学题，Joe肯定不如小明——但是Joe的学习成绩并不差。Joe从高二开始就选修了几门大学先修课程（叫做‘AP’，advanced placement），还没上大学已经具备微积分和宏观经济学的知识，这都是小明高考范围以外的内容。”

这里，如果我们不问动机，只看Joe和小明呈现出来的状态，是不是不难判断Joe是更为全面发展的人才，更符合我们对教育目标的定义呢？培养一个综合素质更高的人才和培养一个考试机器，哪种教育更符合教育“让人之为人”的定位呢？如果一旦达成这种人才养成目标的动机是“利己”的，就能否认目标有优劣高下之分吗？

尽管在极端的不道德行为的评价中，少不了关于动机的分析，以便判断这种不道德行为的恶劣程度，如杀人，主观故意和非主观故意，其获罪程度有所区别。但是，一项看起来符合道德要求的行为中，要去区分动机究竟是利己的还是利他的，究竟是投机的还是发自内心的，恐怕是徒劳无功的。何况，我们还不能排除，有的人也许一开始不那么喜欢去做服务社区的工作，但是基于功利的目标去做了，做着做着，他就从中发现这项工作的意义并且爱上了这个行为给自己带来的满足感。甚至，我们也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性，有的人一开始基于热爱和公益目的去做服务残疾人的工作，后来却厌倦了，再也不做了。我们能清晰界定他们当时的行为谁更高尚吗？

教育的目标，的确有引导功能，甚至吸引投机，但是我们应当追问的是，这种目标如果“被投机”了是好事吗？

这也是评价教育目标是否有长远价值的重要指标。如中国的应试教育，刷题是一种投机，如果一个人长期致力于刷题是符合他的长远利益的、符合教育的长远价值目标的，那么，我们难以对引导应试的教育表示异议。问题就是，刷题违背了教育的内在价值，一个只会刷题的人将无法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而一个长期致力于社会服务的人，却完全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公民。

经过上述分析，或许可以至少达成一项共识：以“是否投机、追问利己还是利他”来抹杀不同教育目标之间的优劣高下之分，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

如果我们再借助一点统计学原理，更加不难理解，在任何教育体制之下，都不会改变教育作为一种阶层流动手段的投资性功能，那么，完成受教育任务之后，更大比例的人就在追求教育的回报——从事高薪工作，这本身是无法被颠覆的。永远只有更小比例的人会把社会理想、改变和影响社会进程视为己任。

把人才划分为社会精英和“精致的绵羊”（综合中美两位学者的批判，那些利己主义者或许就可称之为“精致的绵羊”），实际上是无视统计学的概率定律，以为教育足以万能到只培养全然“利他”的精英。而出了大范围“精致的绵羊”就以为是教育的失败，这才是乌托邦的想象。万维钢研究员就在树立这样的稻草人靶子的过程中，完成了他对中美教育模式孰优孰劣的论证。

阶层流动焦虑：英美为何反思“素质教育”

很多看热闹的人不太了解的是，BBC 精心设计的这部纪录片，有它深刻的英国背景。在英国，关于教育改革的争论持续多年，已有两任教育部部长对中国式教育模式颇有兴趣，去年，英国政府还实施了一项计划，把70多名小学数学老师派到上海，来学习中国同行的教学方式。英国教育部长尼克·吉布(Nick Gibb)称，比起让学生进行自主学习，老师在全班同学面前讲课的效率更高。

英国的教育部长为何看上中国填鸭式教育模式呢？他们和中国官员一样有政绩冲动。

据《北京日报》报道，上海连续在世界经济合作组织（OECD）举办的全球15岁学生数学能力测试中拔得头筹，而英国，这个拥有牛顿、图灵、哈代等著名数学家的发达国家，却仅仅获得了第26名。这样的成果让教育部长们很头疼，深深忧虑英国的下一代人将失去国际竞争力。

不过，在英国，私立学校可以不买教育官员的账。据英媒报道，被称为“精英摇篮”的英国最著名贵族学校——伊顿公学的校长托尼•利特尔(Tony Little)就对政府官员的“政绩冲动”表示了异议。利特尔说，英国学校不应该寻求模仿中国的教学体系，因为“把排名表上的成功和优良教育混为一谈”是错误的做法。他警告说，如果英国学生被迫陷入束缚着中国学生的“桎梏”(straitjacket)之中，而不是让他们接受一种全面的教育，那么英国将在全球就业市场上遭遇挫败。

无独有偶，近日的美国大选预选辩论会上，教育政策也是重要议题。曾在耶鲁任教的美国作家Deresiewicz 发表了《不要把你的孩子送去常春藤》之后，哈佛大学心理学系著名教授Steven Pinker在《新共和》发表了言辞尖锐的回应文章。他批评Deresiewicz 大肆鼓吹非藤校学生的优秀品质（说他们“更加有趣、有好奇心、开放、不傲慢也没有那么强的求胜心”）像凭空变戏法，缺乏说服力。Pinker 表示，无论如何，名校拥有的资源优势和学习条件无可比拟，名校仍然值得上，昂贵的学费背后是丰厚的回报——因为上名校而找到好工作、好伴侣，都是无可厚非的。

至于Deresiewicz提及的大学教育的目标是培养思考力，Pinker回应说，要怎样不食人间烟火才会不把职场上有效组织想法和处理问题的能力视为“思考力”？而所谓独立灵魂，Pinker 调侃说，他自己也许就是这种精英教育弊端的个案代表，他可从未妄图帮助学生建立自我或造就独立灵魂。Pinker更为看重的是，作为一个高等教育机构，正是这些源源不断的年轻人、本科生的加入为学术机构注入新的活力，挑战已知的智慧，注入能量和创意。Pinker话锋一转，批评左翼秉持的唯心均等主义败坏了大学的招生价值，究竟是要Jenny Cavilleris（贫穷却聪明）还是 Oliver Barretts（富有却愚蠢）？Pinker担心的是，大学教育为了所谓“平等主义”而陷入反智陷阱。

在英美语境中，从政府官员到这些作家学者的争论，虽然观点针锋相对，不过，他们的忧虑却是共同的——关于教育与阶层流动的关系、关于教育的内在价值。他们反思英美的素质教育，是担心其走向反智主义倾向，他们忧心公办教育过于宽松、缺乏竞争性，又唯恐私立教育成为权贵阶层把持的富人俱乐部。

中国式应试教育：公平性错觉

可以说，英美社会的对教育问题的焦虑，是建立在已有一套丰富多层次的现代教育体系的基础上的。他们的反思，不是针对致命的缺陷，而是奔着精致的完美而去的。

如果因为英美国家反思一下“素质教育”，就以为中国的应试教育风光无限好，或者因为英美国家反思一下私立大学可能的贵族化倾向而以为中国的公办教育一元制好，以为中国的应试教育由于标准化测试而更加公平，则是上了BBC 这部刻意实现反转效果的纪录片的当了。

再来比较一下中国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增长方式的差异，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教育在中国似乎仍然承载着阶层流动的功能，而发达国家的教育与阶层流动关系看起来好像并不那么紧密。如BBC纪录片中那位中国女教师所说的，英国福利好，所以学生不需要像中国学生那样拼命考试。

这很可能是对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之间差异的巨大误解。即把一个本来处于急遽流动阶段的社会形态所具有的特征，归功于教育。

实际情况则可能是，一旦这个急遽流动的社会进入阶层固化时期，无论搞素质教育还是应试教育，由于巨大的贫富差距，教育所承载的阶层流动功能也就自然弱化——一如现在中国的大学所统计的，农村大学生生源比例在减少，而他们同样在经历高考应试。

关于这一点，我们回顾一下77、78恢复高考所表现出来的阶层流动性之剧烈，就能判断，这和当年的高考试题是否足够标准化无甚关系，而是和关于考试的资源、信息，大家都差不多一片空白有空，一切处于建立标准的新阶段相关。

也就是说，无论是素质教育还是应试教育，一旦招生“军备竞赛”白热化，有钱阶层总会弄到更多有利于应试或应对招生政策的优势资源。

同样还是高考的应试，今天富裕阶层撑起来的补课经济，就令人瞠目结舌。至于因户籍引发的大学招生指标公平性争论，就更为常见了。不是有人为了上清华北大而希望有个北京户口吗？不是有那么多天价的公立学校学位房吗？这些，哪个不涉及公平性争议呢？

Steven Pinker主张加大SAT分数在大学录取中的权重，这是因为SAT更大程度上是一种智力和逻辑推理能力测验，它并不同于中国高考文科科目的死记硬背。对中国的高考，文理科学者有不同评价，理科学者如本文提到的万维钢容易把它等同于设计科学的可靠测试，认为考试能筛选出智力条件优越的孩子，但文科学者多持有不同意见，认为死记硬背的标准题把孩子“创新的神经网络都搞坏了”，如薛涌说的：“以我的观察，大部分中国留学生，人虽然在美国的校园里，精神上则根本就是不得其门而入。为什么？他们在中国学校里的经验，就是完成老师交代的事情，日程全被填满了，靠刷题建立拿高分的条件反射。”

文理差异反馈了一个问题，人才的培养本来就是一个多层面的工程，即便理科人才也不能缺了人文素养的通识教育，过于依赖标准化测试，怕是追求公平的一种臆想——如果我们因为这种关于公平性的“安慰奖”而放弃对什么才是教育的终极目标、教育的内在价值的拷问，那才是缘木求鱼，得不偿失的。

同样的，把教育当作调节阶层流动的唯一手段，一不小心就会偏离了教育的目标——“以人为本”的目标。甚至会把教育搞成追求GDP那样，与量化数据挂钩，进而鼓吹教育的工业化。

据《中国大学教学》2015年第7期文章“慕课背后的争议研究综述”一文，一项针对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学术负责人的调查结果显示，已开设慕课或计划开设慕课的高等教育机构认为慕课的主要目的有两个，一是增加学校知名度，二是扩大招生。占受调查总数近一半的学术负责人选择了这两个原因。调查还发现已经广泛开设在线教育课程的大学更倾向于认为慕课能提升学校知名度。超过1/3的已开设或准备开设慕课的大学提到了课程设计方面的问题，主要是“试验创新性教学方法”、“提供更灵活的学习机会”。而对诸如“获得收入”“了解规模化”“消减开支”“代替现有校园学习”等潜在目标几乎没人选择。

这个调查结果基本上否定了为了规模化生产和节约成本而实施的教育改革。日本的教育改革专家大前研一在《教出孩子的生存力》一书中不无忧虑地指出：“每个小孩都有自己的特色。没看出孩子特色的父母，只能说是愚人。那些没有想法的父母会对孩子说：‘你就按人生既定轨道一路念到大学，以后总会有出路的。’从我的角度来看，这是父母放弃了教养责任。如果一直观察孩子，一定能发现一两个优点。”

可以看出，大前研一主张的是个性化教育，问题是，如果父母居于社会底层，受教育程度有限，恐怕就有心无力，难以承担这个教养责任。这时候，社会能否起到补充家庭教育不足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在于学校的教育。如果学校也追求工业化流水作业，那么，每个孩子就只能先成为考试机器，考上大学之后再自求多福，自我规划人生。

如果教育的目标仅止于此，那么，互联网或衡水中学那样的“考试超级工厂”完全可能提供刷题数据库供应试的孩子反复训练，成本倒是节约了，但是教育的目标可谓渐行渐远。

在公平与优质教育的博弈中，谁将失去精英？

英国的教育部长青睐中国式的“满堂灌”教学方式，以为这是中国学生在考试中胜出的原因。这仍然可能是个不怎么美丽的误会，实际上，中国的学生现在大量都在“填鸭式”课堂外找一对一个性化课外辅导，家庭为此花费不菲，有些家庭为此叫苦不迭，表示难以承受。

在BBC 的这部纪录片中，实验欠缺科学性的一个方面，还在于两组学生学习时间的完全不对等性。既然花的时间差距如此之大，怎么证明，小班教育的英式模式如果也花中国学校同样的时间，成绩一定会比中国老师带领的“中国学校小组”差呢？其实，英国人更关心的是，“我们的孩子足够坚强吗？”即，英国孩子能忍受中国这种高强度的学习吗？

不过，若论大学阶段的学习强度，恐怕需要问问“我们的大学生足够坚强吗”的，是中国大学生的家长和中国的高校了。

如纪录片中一位颇有个性的男生所说的，如果他花足够多的时间，他能够考出漂亮的分数，但他说他不愿意。如果不愿意这么干的英国孩子，是把这个时间拿出来踢球、玩音乐、了解社会，我们很难说，这个年龄的孩子错过这些而只会考试的话，他将来的人生将缺失些什么，谁能为这些缺失补救什么。

不信，让我们粗略看看中国应试教育体制下的大学生身上的问题。

除了少部分自主学习能力极强的大学生成为应试教育的幸存者，在中国的大学中——尤其是文科，我们见到为数不少的大学生对自己的专业毫无兴趣，对付完高考就以为人生的学习终结了，其学习兴趣早就在成为高考的考试机器过程中被扼杀殆尽。我见到不止一位大学教授抱怨说，他们是在为糟糕的应试基础教育“擦屁股”，这导致大学阶段的学术型、创新型教育难以施展。甚至连鼓吹中国教育模式的人士所引以为傲的理科，除了那些学生竞赛，真正出大成果的数学家，中国并不占优势。连传奇式的数学家张益唐也承认：“我若在中国，无法取得今天这样的学术突破”。

如果上述这些论述，还不足以引人反思中国教育体制的弊端，还因为一部旨在追求让英国教育尽善尽美的BBC纪录片而令国人懈怠，甚至直接把数理化成绩较好与畸形应试的中国基础教育划等号，进而不仅不主张改革中国的应试教育，还大言不惭地向国外推销中国基础教育模式，这就大谬了，可谓盲目自大。

在这个问题上，如果争论持续，可视为关于教育的观念竞争的开始。不过，更加令人忧虑的是，很多人已经不争论，直接用脚投票了。在今年的高考中，拿省状元的，更多的是来自二三线城市的“考试工厂”学校，广州那几所著名的高中如执信、华附，更多的尖子生选择了外国名校。

“三年前832人入学，三年后只有720多人参加高考一模”，据媒体报道，这是广州执信中学的数据。没有参加高考一模的100多名学生去了哪里？校方介绍，这批学生中，不少人已收到国外大学抛来的“橄榄枝”。另一所名校——华师附中国际部,，据校方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4月初，2015届国际部四个班105名毕业生共收到400多份海外大学录取通知书，获得奖学金总额为191万美元。

这还只是冰山一角。还有更多的中国孩子，小小年纪就出国，家庭为他们选择了国外的中学甚至小学教育。这些数据，或许比大道理更直观，中国的教育体制，还有吸引力吗？

当私立、公立多层次教育体系已经极为丰富的西方国家在忧虑过分强调“平等主义”以及私立被财阀权贵裹挟可能令他们失去智力条件颇佳的犹太人、亚裔人时，他们担心的是，过多的自我保护会令他们优质的教育资源失去一流的可塑之才，他们渴望“得天下之英才而育之”。而中国对此的应对，难道不是应该权衡一下，我们的教育体制和教育质量是否在这种人才争夺战中失去竞争力吗？

中国，还能留住精英人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