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于网络。本文写于天津爆炸之前，一直忘了发上来。

 私生活上“真人秀”真能解决问题吗？

彭晓芸

前些天，一档认亲节目成为了公众热议的焦点。

在这档真人秀节目中，一名生下来一个月即被亲生父母抛弃送养的女子，拒绝在现场和亲生父母相认。主持人周立波当场指其心胸狭隘，说她应学会原谅，否则永远不会幸福，还说出了“在你儿子眼里，你是个尖酸狭隘的女人”的言论。

不同于以往“导师你说得对”“皆大欢喜”的局面，此番节目一播出，观众不仅没有被感动得泪流满面，还发起了一场针对主持人和节目组的质疑甚至谴责，认为他们实施了“道德绑架”。

其实，当人们在使用“道德绑架”一词时，他们可能也没有意识到，这么一说，仍在承认那位姑娘只有选择“认亲”才是道德的。只不过有人开始认为，不该强迫她讲道德。若是如此，舆论岂不是另一种“道德裹挟”？即，我们豁免你可以不讲道德，我们公众舆论赐予你不讲道德的特权，某种程度上，这对当事人仍然造成了极大的心理负担和外部监视压力。

贩卖私生活：游刃有余的明星们

这类节目的内容和形态，并不新鲜，早已有之。电视上，向来不乏各种展示私人生活的真人秀。有的是将夫妻问题搬上电视求公道，有的是凄美的爱情故事搬上屏幕求感动，千里寻亲更是一个古老的桥段。那么，受众在哭过笑过怒过之后，有没有问过，从电视台到当事人，他们做这些节目的动力是什么呢？

先说电视台。自从这个可视的动态媒介进入我们的生活，它一直在谋求观众眼球的停留。能够让观众又呆又萌地在某档节目面前停留上半个小时，而不是一两分钟就转台，成为了电视人殚精竭虑的事，也成为一档节目获得广告收益的核心指标。这样一来，电视节目使用各种煽情手段来做催泪弹，调动观众的情感共鸣，势必成为提高收视率的“杀手锏”。

这还不够。如今，连因琼瑶剧、武侠剧火遍两岸三地的“教主”林青霞保持神秘感这件事，也不足以满足受众的审美欲了。于是“偶像”来了，它想办法“让你更靠近偶像”，满足观众们口味越来越重的窥私癖。

如果林青霞算“古典”一些的明星，上“真人秀”还算“大姑娘上轿——头一回”的话，那么，新生代明星主动上节目津津乐道夫妻生活、分享私人生活则是家常便饭了。明星将自己的私人生活拿出来供娱乐消费的尺度也越来越大。

但明星显然有能力把控裸露私人生活的尺度。如何把私人生活分成各个层次的佐料？什么时候该给自己的粉丝喂一点“鱼饵”？成了他们及背后团队娴熟掌握的传播技能和公关技巧。一旦媒体越界，披露过头，他们又会拿起舆论或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隐私和公众形象。

容易成为“棋子”的普通人

如果说明星让渡一部分个人隐私和电视台达成了双赢的话，普通人则恐怕不尽然。那么，普通人为何也愿意参与节目，在大众媒体面前展示自己的私人生活？这得分多个视角来看。

有一部分上媒体的当事人，并不是真的“有事”，也未必需要主持人和观众来给个说法或提供什么帮助，就是为了露脸。这一类型的“当事人”，在征婚和选秀节目中尤其普遍。比如，有些样貌尚佳的姑娘们不是真的想征婚，而是心怀一颗明星梦，想先混个脸熟。

另一类当事人，则更多是来自社会底层或农村、小镇的普通人。

他们对于上媒体这件事，可谓毫无防护能力的“裸镜一族”。他们倒是很可能真的遇到了难题，完全不知道该求助何方。恰巧看见了屏幕上闪动的电话号码，就把电视上那些光鲜亮丽的“上等人”当作了“救世主”——何况还是免费的。一旦被电视节目选中，免费不说，说不定还有酬劳。于是，那些对个人私生活毫无防护意识的普通人，就在电视媒体接待员、编导的“热心帮助”下，懵懵懂懂地上了节目。

上了节目之后，真能解决问题、化解难题也倒罢了。但经常发生的情况是，节目播出之后，事态日益不可控，一如本文提及的那位被要求认亲的姑娘，和她的姐妹、亲生父母之间，反而产生了更深的矛盾，甚至公开对峙，这是他们始料未及的。不过，电视台对此已经不负任何责任了，他们只对吸引和挑逗观众的关注负责，实质上是在为节目的广告收益“打工”。

保护隐私是成熟社会的常识

在英美一些电视媒体发达的国家，也不乏这样的节目。但不同的是，更多的上镜者对传播手段早已熟练掌握，意图清晰，与电视台达成“各取所需”的默契，与中国那些为了出镜出名而参加选秀节目的人更为相似。

至于那些有钱有势的社会中产阶层，则不会轻易暴露私生活。那么，遇到生活难题怎么办？他们可能连身边的亲戚朋友也不会求助，有职业素养的心理医生、婚姻顾问，往往倒成为首选。至于心理医生、婚姻顾问也解决不了的问题，则诉诸法律，一纸律师函成为传递解决矛盾和纷争的信号。这在他们，已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而非某种刻意的社会身份标榜（比如标识一下自己是所谓“中产精英”）。

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和心理医生、婚姻顾问之间有着极好的保密契约，甚至，连夫妻中的另一方也不会知情自己的配偶究竟和心理医生谈了些什么——即便他们找的是同一个心理医生或婚姻顾问，处理的是彼此之间的问题。

当然，上述这种处理私人生活的习惯和原则，与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传统，均有关系，需要一些客观的外部条件予以支持。不过，在观念层面，我们至少可以先行意识到，随着个体意识的觉醒和生活政治的解放，懂得保护隐私和捍卫个人空间，才是一个社会的良序形态。在这个形态中，心理常识得到普及。人们太清楚，私人的心理问题、情感困惑，一旦扩大范围，成为公共议题，就会为问题的化解带来太多外部因素。这些外部因素的介入，无助于问题的化解。在这样的氛围下，自动裸露隐私、自愿成为公众人物的人依然有，但已是在深谙个人隐私保护原则的基础上，不大会轻易成为媒体的棋子，成为公共舆论肆意指摘的牺牲品。

中国式“心理治疗”：以病治病？

遗憾的是，在当下的中国社会，职业心理医生或专业婚姻顾问、家庭治疗师是稀缺的。更多的，是和电视主持人水准差不多的居委会大妈大爷——人们身边的七大姑八大舅，或者是网络上一些依靠情感咨询赚钱的写手。

有人总结说，在微博上，有两类人被打赏最多。一类是股评“砖家”，一类就是一对一情感咨询写手。不同于武志红这样具备北大心理学专业背景的心理学写作者，网络上充斥着一些以哗众取宠吸引人气的情感咨询写手，他/她们不仅没有任何心理学或相关专业背景，其自身可能还是心理健康需要打个问号的“疑似患者”。

其中有的人，就是曾经依靠披露自己或他人隐私而爆红的。最典型案例莫过于披露性伴侣“姓名”“身份”博得猎奇者关注的那种。其中有的人为了保持持续的关注度，甚至推出所谓点评性伴“床品”的自曝系列，或者抓住某个稍有公众知名度的性伴侣反复“炒卖”。这在心理医生看来，显然是心理扭曲的过界行为。在法制社会，还可能会有法律风险。

不止于此，这些人把挑衅道德底线也视为“吸粉大法”。有的人靠贩卖性伴侣隐私“走红”还嫌“不过瘾”，与人在网络上起纷争时，竟把毫无关联的未成年人扯进来进行谩骂，放话“等她长到14岁找帮男人去轮奸丫”，甚至还加上一句“她可能活不到14岁”的恶毒诅咒。虽然公众对这种言论大可视为网络上的歇斯底里症而不予理会，但这样的人转身成为网民的“情感咨询师”“心灵导师”，还是一个颇为怪异的社会现象。

还有无底线者如所谓“凤姐”，动车事故发生后，她宣称罹难者“为中国的人口优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并表示“强烈的感谢”。这样的言论，如果还不是神经病，那就不知道是怎样无耻的炒作了。

但恰恰就是这些人，有的成“情感导师”，在微博上开展咨询业务，有的摇身一变成所谓“主笔”，俨然青年“成功学导师”。在这些人眼里，成为“毒舌”甚或“神经病”，就增加了知名度、曝光率。即便曾被众口一词谴责，如今看来，并未妨碍她们转身成为“网络红人”、“情感导师”，抑或代表底层逆袭的“成功人士”。

受众是健忘的，多数时候缺乏甄别能力。他们写信给这些“网红”咨询私人生活难题，其实和那些上电视哭诉个人生活的观众没啥两样。很多人意识不到自己已经成了一些不专业、不考虑当事人权益的媒体或写手赚钱的工具。“毒舌”“病人”做心理咨询，可以继续靠表演好“毒舌”或“精神病人”吸引围观的眼球，但怎么可能为他人疗伤呢？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我们经常能看到，在一些展示情感咨询的文章中，充斥着对当事人的道德谴责和刻薄的奚落鄙夷。有些措辞是不符合心理医生应当严格遵循的职业道德和执业规范的。

对那些渴望成为明星而上真人秀的“当事人，他们和电视台是双赢，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我们自然无话可说。但是，就那些缺乏防护意识的当事人而言，收视率至上的媒体或想靠短期忽悠快速赚钱的写手们，是不会拒绝他们上镜的。指望媒体甚至“毒语成瘾症”者来保护求助者的隐私、维护当事人的切身利益，恐怕是不现实的。唯一能够寄予希望的，就是普通受众的认知水平有所提升，心理学常识能够更为普及，让专业的心理救助能够惠及这些人。

心理学层面乱象如斯，而道德评价问题，当前的舆论认知也是紊乱的。公众往往以去道德、反道德的面貌在捍卫那些非道德范畴的价值观。回到节目中那位“不认亲”的姑娘，“认亲”在她这一情境下，根本不是一项强制的道德义务，而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交往选择问题。一旦受众在表示大度地豁免她，实际上仍然在强化某些非道德领域的私人生活选项为道德义务，施加了某种不言自明的道德压力。某种程度上来说，周立波在节目中的“道德审判”行为对公众而言，也是一个不良示范。（本文刊于《上海观察》，编辑：柳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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