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亮了，院子里的鸟儿在叽叽喳喳鸣叫。诗人们会说，院子里的鸟儿在欢快地鸣叫，心理学家会说，你比鸟儿还孤独，孤独是可耻的，我们要快乐，哲学家会说什么呢？哲学家会问，你的孤独是有意义的吗？你的人生是有意义的、值得过的吗？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的，心理学在积极地鼓吹快乐，而各种心灵工作坊也在把孤独的人们纠集到一块，要他们以团结协作的精神体验快乐，洗涤一切痛苦。中国的心理学前所未有地“繁荣”，至少，各种心理学或够不上心理学门槛的心灵鸡汤四处流行，人们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精神世界交给“心灵导师”。还有很多有钱有势的人，觉得心灵辅导员太庸浅了，他们把自己托付给更神秘的“异人”，各种身怀奇功的“大师”——大师们周围环绕着数量蔚为壮观的明星和高官。

       还有更便捷的办法，有人把自己交给那些疑似精神病的网红，那些自己曾经歇斯底里、口不择言、毫无道德底线却被媒体围观精神病人的猎奇心捧红了的网络病人。在网络病人的露阴癖和窥私癖双重作用下，病人与病人之间进行了双向心理按摩，“比贱比low”的情感互动完成了一场裸露在公众面前的心理治疗。

        有人不解，问我，为什么那些自身看起来就足以去看心理医生的网络红人能够翻身成为“心灵导师”？我说，这是因为，对许多人而言，寻找哲学的慰藉，将是一场灵魂的较量，其过程充满反思与痛苦，而在网络上观摩心理病人的歇斯底里症则令他们生成了一种不需要意义的快乐体验，大脑中“有故障的核桃”鼓励无意义的快乐与沉溺。这就像，患有拖延症的人，往往明知“现在”是最好的时刻，但他们更容易把“现在”拿来漫无目的地浏览八卦、观看明星丑闻。

       快乐为什么未必有意义？这是古老的哲学问题。古典的哲学家们早已作出了自己的回答。不过，有意思的是，当代的一些心理学跟踪研究发现（这项耶鲁大学教授的研究发于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有些快乐不仅是无意义的，甚至是有害的，他们的跟踪研究发现，那些被评价为非常“快乐”的人，反而去世得更早，最终，专家们的结论是：真正令人幸福的东西，是有意义的人生、有意义的人际关系。

       当然，我们并不迷信心理学的研究，尤其是“你懂的”，诸多心理学研究，就像养生鸡汤一样自相矛盾，也许另一项研究表示，快乐的人长寿。因此，这里我们不必纠结于快乐到底令人长寿还是减寿，值得追问的是，快乐为何并不确然就是有意义的？

      如果意义是重要的，不值得逃避的，那么，有意义的人生也就不在于长短短长了。

       这个问题困扰哲学家许久。最终，思考意义与思考死亡不可避免地关联在了一起。死亡是如此必然，那么，死亡以后，意义是否存在就成为了一个超验的问题，即如果意义是超越死亡的，那么，死亡也终将变得有意义。

       意义何以超越死亡呢？宗教有它的回答，诸如天堂与地狱之分，诸如三界六道轮回说，它们试图宽慰的，不过是人对死亡的恐惧。那么，哲学呢？哲学试图探讨人有无自由意志以及德性在意义中的地位。他们试图论证，只有有自由意志的生物，才可能言及道德，而道德是具有超越死亡的独立意义的，道德不因死亡而戛然而止，而是在拥有自由意志的人那里成为“人之为人”的所在。

       当然，哲学家也有功利主义与道义论的对峙，当代认知科学更是对人是否有自由意志争论不休。在这里，我们姑且搁置这些分叉，重点讨论如果自由意志是可能的，意义是否确然？如果意义是可能的，快乐是否不必然？

       这样，就必须区别快乐和意义这两个概念。它们一直不是同义词，它们有各自存在的理由。快乐指向的是身与心的松懈、顺从，“快乐得像猪一样无忧无虑”。所谓猪的“无忧无虑”，并不是指“能忧而不忧，能虑而不虑”，而是指它根本就无法忧虑。人们假定猪是没有自由意志的，是无法体验所谓痛苦的——即便它有肉体的痛感与折磨，但它缺乏把感觉器官的体验升华为意义的抽象思维能力。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关于快乐和意义的探究，就事关“人之为人”的价值了，那些不愿意过猪一样无忧无虑的生活的人们，便会主动获取意义作为生命的回报，作为抵御死亡恐惧的力量。

       但是，意义在不同人那里，也被拆解为或误解为各种不同的东西。波伏娃在她的《模糊性的道德》一书中，将人对意义的不同理解分为九等。这篇关于人的论述被当下的媒体标题党为“波伏娃教你如何辨别渣男”，分别对应与不同男人谈情说爱的风险指数。这当然是戏说波伏娃了，也有吸引读者重读波伏娃的动机在内。

       不过，有一点值得留意的是，“意义”的确与人能否与他者发生深刻的灵魂关系相关。波伏娃嘲笑那些把意义虚弱地寄托在名利事业之中的人，认为他们不敢探究自我的存在。也就是说，这些人以外在的事物取代探究自我以及放弃人与人之间的灵魂冒险，他们躲进事物的成就当中确保万无一失，确保不受他者的冒犯与伤害。

       哲学家们关于意义的阐述，“有德性的人生”、“经过审视的人生”是最主要的落脚点，而关于人与人之间的精神内在联系如何与意义相关，可能说得还没有文学家艺术家表现出来的多。“灵魂关系”在哲学家那里，是一个危险而敏感的议题，当代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寥寥几句关于爱的话，也就成为了惊鸿一瞥。连理性冷峻的政治哲学家也不得不承认爱是脆弱的，没有人会在爱中反复思量“是否应当”去爱的问题再决意爱与不爱，而人一旦陷入爱，就必然接受失去与伤害的风险，这种风险，并不可怕到令人逃避爱，或者说，对这种风险的恐惧，一点也比不上爱的诱惑。

        当然，很多人会以众多哲学家终身未婚来作为哲学家逃避爱的证据，这是一个流行的误解。即便是尼采、康德，不婚并不表示他们对人与人的灵魂关系没有深入的思考与洞察，可能恰恰相反，正是由于他们太透彻了，无法进入轻浮的一时之欢当中，在他们那里，灵魂与灵魂的震颤需要的条件足以令庸常之辈逃之夭夭。免于卷入轻浮与庸常的办法，倒是首先确保意志的足够自由。关于对自由的价值的执意，倒不如说，他们与一生艳遇不断的罗素其实是殊途同归的。正如波伏娃与萨特的关系和杨绛与钱钟书的关系，实际上是具有精神上的内在一致性的，很多人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以为他们是性质两种截然不同的极端。

       爱有脆弱和焦灼，有甜蜜和痛苦，而爱又是有意义的，如此说来，快乐就不一定总是有意义的了。快乐很可能与波伏娃笔下的“下等人”联系在一起，他们既无爱情，也无欲望，永远不会发生什么事情，没有什么值得他们担惊受怕和付出努力。这样的人，还可能在什么场景中可见呢？我能想起的，是作家薛忆沩逃离中国时的那番观感，他在一个访谈中谈道：

90年代中期，“浮躁”这个词还没有流行成中国社会的标签，但是我已经预感它将成为中国的现实。我喜欢从小场面去感知大社会。那时候，我经常会选择一个周末从深圳坐火车回长沙。火车大概是五点钟离开深圳，就是深圳的股市收市之后不久。还坐在候车室的时候，我就注意到周围的人都在议论股票。如此的“异口同声”让我感觉极为“异化”。有一次开车之后不久，我特意从我们那节卧铺车厢的一头走到另一头，做了一次即兴的社会调查。结果我发现，全车厢的人好像都刚从股市里拼杀出来，个个都意犹未尽或者说“杀气腾腾”。这还不算什么，我还有过另外几次令我更为震惊的经历。有一次在一家很大的医院里，我看见一位护士在为患者扎针的时候，脸一直都完全背向了患者，在全神贯注地听身后的同事报道股市的“实时”行情……这些充满象征意义的小场面可能就成了我离开的导火线。我一直觉得，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是多样性的社会，应该是闪烁着个性光芒的社会，应该是不会在物质生活上互相攀比的社会。多样性和个性也是文学的根基和文学存在的理由。看到整个社会都在朝着一个方向狂奔，看到所有的人都在做同一件事，我当然会极为恐惧。

        请原谅我使用了写文章以来——可能是史上最长的一个引用。因为他这段话说得实在太好了。在看见这段话之前，我就发过微博，对今天重复出现的这种现象表示过困惑，但我缺乏作家的那种细节把握能力，我只是在抽象的层面，对这一社会现象有着深切的焦虑和怀疑。我的观感来自于今天的微信群，那些日子，当几乎所有群都在一刻不停地谈论股票，其他话题一个也插不进去时，我产生了与薛忆沩在90年代产生过的类似的恐惧。

        全民股票的狂欢中的人们快乐吗？也许赚钱的瞬间令他们有过快乐。但是，这样的快乐有意义吗？如果快乐得毫无意义，人们还愿意过下去吗？也许，我们会听见无数个“愿意”的声音，犹如婚礼上那下辈子还“愿意”的海誓山盟。金钱带来的快乐，仿佛婚姻带来的安全与锁链，都令人安逸窒息得提前进入了坟墓。

       优秀的小说家文学家必然有着哲学的洞察。有些时候，他们甚至比哲学家的洞察来得敏锐，他们往往能在哲学家抽象出意义之前，已经对意义进行过细节上的无数次拷问了。

        薛忆沩还说过这样一段话：

“没有极度的脆弱，你不可能发现灵魂的秘密。但是，另一方面，因为写作是最艰难的人生冒险之一，写作者又必须有坚强的意志。这种分裂的状况让所有虔诚的写作者都很痛苦。”

       关于痛苦的体悟，小说家再次与哲学相遇。小说家并不鼓吹快乐，他们深谙灵魂的秘密与痛苦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些困难的是，这里的“痛苦”概念，与人们日常语义中的“痛苦”是很不同的范畴，它与生存焦虑、狭隘之恨引发的痛苦没有相似之处，而是与灵魂的秘密——“意义的发现”交叠生发。

        有一次，我的朋友问，孜孜不倦地告诉女人，你可以更加独立，你可以追求尊严，追求比婚姻浪漫的爱情，你可以野心勃勃地干一番事业……你说，告诉女人这些，有什么用呢？只不过让她们更痛苦罢了，为什么不能让她们快乐地依赖男人呢？为什么依附于人就一定不幸福呢？这只不过是你们一些人的观念，却未必就是正确的，道德的也未必只有一种吧？

       这是很典型的道德相对主义之问，当然，说者未必需要知道什么是“道德相对主义”——哲学无处不在，人们用而不知。

       道德相对主义主张不同文化不同生活背景的人，持有不同的道德和价值观念，而这不值得辨识其道德意涵，它们各自有理。也就是说，道德成为了一个无法通约、不可普遍化的概念。

       当我们需要判断一个论证是否经得起推敲时，要试图讲理时，就得把对方的逻辑贯彻到底，看是不是行得通。譬如，我应该问我的那位朋友，那么，按照你这么一说，那些杀婴的部落也可以辩称，这是他们那里的道德观，他们并没有觉得杀婴不当，反而是你们这些外部人的指控引起他们的痛苦了，为什么要为难他们、令他们不快乐呢？或者另一种情境，不这么极端的，诸如有些地方的妇女必须头戴面纱，未经男人允许不得出门，这些妇女并没有特别不快乐，你为什么要告诉她，别的地方的女人不是这样生活的呢？这不是让她们痛苦吗？

        类似的情境，你大可闭上眼睛，设置出很多很多种。如果你的道德洞察力是接近于哲学家的灵敏度的，你可能很快会退出道德相对主义的辩护模式，即便仍然要维护某种价值观，你也将想办法找别的理儿讲讲。不过，对哲学家来说，仅有道德直觉是不够的，论证道德的规范性来源，是个根本性的哲学命题。这里没有篇幅介绍哲学家们是如何论证的。姑且回到主题，即意义究竟与哪些东西相关？一类是道德实践（人有谋求自由与维护尊严的价值追求），一类却并非道德价值，而可能是关乎人的内在价值的实现（人有创造的内在欲求，人有实践爱的情感追求），只要与人的内在价值相关的，则是与意义有关的。因此，我们大概要说，意义包括道德价值与非道德价值的实现，但一定不是工具性价值，而是关乎人的内在价值。

       快乐为何并不总是有意义的？就是因为工具性价值也能带来快乐，不是所有的快乐都和人的内在价值相关。什么是工具性价值带来的快乐呢？譬如你花钱吃了一顿美餐，你花钱买了一部好车，一个奢侈品包包，金钱在这里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实现的那些满足感并不等于人的内在价值。金钱有时候看起来似乎能够维护人的尊严这一内在价值，但实际上不是金钱直接发生的作用，而是人借助金钱这一工具，做了额外的某些维护尊严的事情。譬如，一个有合法劳动所得或一个家境殷实的人，更有条件拒绝有违道德的灰色收入，有的哲学家把这些外部条件视为某种“道德运气”，以此警惕武断的道德评价。但就“道德的重量”而言，恰恰是那个经济状况不佳的人还能拒绝有损道德的收入，这时，我们说这个人的道德实践更为可嘉。（譬如很多人为媒体人收取软文贿赂或黑打企业的保护费辩护，说没有这些钱，你叫媒体怎么活？但只要有一家媒体或一个媒体人能够拒绝这类收入，我们说，此类道德的坚守是可能的，如果为那些收取了不道德收入的人辩护，对那些坚持的人而言，是不公平的。）

       在一个道德评价机制失灵的社会，人们倾向于说这个社会道德沦丧，实际上不是道德沦丧，而是道德的判断失去标准了，社会陷入了道德相对主义。

        那么爱呢？爱带来的是怎样的内在价值？爱与不爱本身并不关涉道德评价，很多人混淆了内在价值中的道德价值与非道德价值，把爱泛化为道德实践。这时候，人们坚持爱必须没有变化，必须从一而终，这种要求，实际上剥夺了爱的实现的内在价值，成为维护社会稳定或分摊社会保障福利的责任义务。而爱的内在 价值，恰恰与自由相关，一个人拥有爱的能力，即意味着他应当是自由人。如果有人说爱你，但是以此来限制你的自由，希望你从此只能爱他/她，那么，他/她便是不爱你的，他/她爱的是那些以爱的名义带来的好处和保障。那他/她不如爱一个高福利的政府更为安全有保障了。

        与“道德义务”追求确定性的秉性相反，爱的实践因其不确定性而迷人，于是有作家称之为是一种“迎向他人的冒险”。正是因为拥有自由意志和追求自由自在的特性，如果在自由与无拘无束中竟然难舍难分、终身相伴，成为深刻的生命关系、灵魂关系，这种自由条件之下的爱才是值得致以礼赞的。灵魂关系是除了道德实践超验性意义以外的另一种意义，它确证的是人有着与非自由意志动物不一般的主体关系，灵魂的纠缠确立了人在精神世界的特殊地位。

        这些，是哲学能提供给我们的关于快乐与意义的思辨。如果有谁说，这个时代已经不需要哲学了，“哲学有什么用”，那只能说，人们已经快乐得毫无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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