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都评论部主办的首届“跨界论坛”上的发言。中山大学翟振明教授从概念追根溯源对李银河事件进行了解读，并指出学术语言与维权语言混用可能造成的认知障碍。我侧重分析了公众一般认知与李银河自我认知之间缘何产生错位，以及这一事件对学术伦理的相关启示。

翟振明（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外界说李银河“出柜”，但李银河本人不承认，她认为自己是异性恋，对方才是“出柜”。这个事件的特殊性才是值得关注的要点，首先就要进行概念的追溯和厘清。

LGBT中LBG，即女同性恋者（Lesbians）、男同性恋者（Gays）以及双性恋者（Bisexuals），都是以一个人与性对象关系来定义的，而T即跨性别者（Transgender），则是指一个人的性别状态，并非基于与他人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T放在双向关系中去衡量T和T的TA究竟属于哪一种，就成为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容易出现分歧。李银河说世人都不理解她，而大部分人的第一感觉是她在混淆概念，双方都把问题简化了。就双向关系而言，T应该怎么放，这是第一层概念之后冒出来第二层观念问题，即T不像LBG那么指向明确。

LGBT中的T用中文可以翻译为变性人、跨性别者或者易性人，这三个词在中文中意思是明确的，英文对应有transsexual和transgender两个词，但在西方语境中，因为维权群体的诉求，干脆避免用sexual，当事人群体倾向于用gender。因为sexual着重刚出生时的性别，而gender是可以变的，在女性主义话语中则指社会性别。

今天人们谈论这个事件，有重生理的，有侧重心理的，双方都可能混用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概念的复杂化就在此。T到底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怎么定义？

在西方的语境中，为了避免这种矛盾（比如说李银河是同性恋好像不太对，说异性恋也不太对），有人就发明了"gynephilia" and "androphilia" 这两个词，专门区别于“同性恋”和“异性恋”这个二元的性取向，分别表示“被女性或女性气质吸引的”和“被男性或男性气概吸引的”，在这两个词里，T自己的跨性别身份就姑且搁置了，试图避免逻辑上的矛盾。但当事群体还是不太买账。这说明，在西方语境中，关于“T”及其伴侣的性取向标签问题一直存有争议。

学术语言和维权语言不同，一般性地为人的基本权利做辩护，可以是纯学术的，而专为某个群体选择性维权则是一种策略性语言，必然偏离学术。学术语言力图清晰准确客观，便于标识，而维权语言却是一种策略性语言，致力于维权和消除歧视，刚好李银河是一个学者，在这里维权语言和学术语言混杂在一起，就产生了问题，争议就在此。

最初界定“同性恋”还是“异性恋”时，是作为医学、临床概念，它只强调刚出生的时候的性别，至于这个人以后的变化则不在它的定义范围，没有gender的概念。因为这种分类是从第三方、观察者的客观角度得出的，这其中本来是没有价值判断的。但在维权的语境下，维权群体认为这背后其实隐藏着价值判断，因为在外界看来，临床概念下它就变成一种病，当事群体不愿意用这个概念，所以西方LGBT群体现在基本不说transsexual，他们刻意反对这个概念，他们倾向于说transgender。

在李银河现象中，她的伴侣“大侠”的性别身份本来就有复杂性，如果在这个复杂状况中再考虑“大侠”的对象的性取向，又增加了第三层问题的复杂性，现在是双方都企图简化。在西方文献中，这两个说法（transsexual和transgender）都有逻辑上的困难，把这些人叫做同性恋或异性恋在研究时都不能统一起来，在这种话语中就产生了不认“出柜”的情况。

价值判断和实证研究的框架是两个问题，价值判断可以有学术问题，它是一般的权利语言，比如人权，但如果为某个群体辩护，就和学术语言不一样。大部分人关心李银河这个事不是把她作为一个学者来对待，而是关心“代表谁说话，为谁说话”，李银河又宣称自己没有为谁说话，她只从学理上用中立的语言进行实证研究。这就有偏差，大家关注她，认为她含有价值判断，双方各执一词这就造成了困惑。

学术语言传到公众舆论当中，会演变成价值语言，现在针对李银河的争议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他们会说，“你是同性恋者嘛，原来你代表同性恋权益说话”！而李银河恰恰不愿意被这样看待，所以她希望从概念的细分方面谋求自己“异性恋”身份的依据。这些话语在传播出去之后会赋予学术语言以价值维度的意涵。

这场争论背后有好几个层次的问题，实证研究、价值判断、一般的权利判断本来分属不同的语言框架和逻辑体系，但在这些敏感议题上，人们容易争夺价值判断方面的话语权，进而混用了几种不同的话语，可谓是“各说各话”。李银河这种情况，如果承认自己是双性恋，估计争议最小。

彭晓芸（中山大学哲学系在读博士生、媒体评论员）：

李银河否定自己是同性恋，让部分同性恋群体感到挫败，我想这背后主要因为存在几个层面的错位：

一是，一般公众的认知和李银河的自我认知产生了错位。

公众的认知基本上接近于自然的、社会一般的认定，李银河的认知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我们无法去揣测，但显然比一般公众复杂。她第一次接受采访说她的伴侣是“生理上的女性，心理上的男性”，她开始没有说变性，没有说明到底有没有动手术，动了多大的手术，这样一来，外界对她的性取向身份的确会出现认知疑惑。

社会一般认知是基于生理的，而心理认知则属于文化建构的部分。比如有人叫李宇春“春哥”，叫周迅“迅哥儿、周公子”，但实际生活中不管她形象怎么样，即便叫她们“春哥、周公子”，大家也不会认为她们是男性。

性别特征分社会性别和生理性别，而“社会性别”恰恰是一个社会的观念不断演进、进步后试图打破的。比如说“女汉子”，现在成了一种褒奖性的语言，一位作家曾写博客说，我们中国作家去到美国后再也不喜欢中国女人了，我们喜欢美国女汉子，因为我们发现，美国女汉子生活能力特别强，她们干很多男人干的事情，我们要这样的生活伴侣。也就是说，他在择偶观念方面鼓励人们去寻找一种心理上“男性度”很高的女性，但你能说这个作家的性取向从异性恋者变成同性恋者了吗？

李银河的第一波言论引起了公众认知和她的自我认知的错位，对于双方，可能我们要给予宽厚、同情的理解。因为他们原来的生活背景、语境不一样，一般的认知是不会细化到transsexual和transgender这种划分的。首先我们要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些分歧，公众认为李银河这样讲不够诚实，李银河又认为公众在这方面太无知，从建设公共理性的角度来说，这两种说法都应该摈弃，然后我们再来讨论这个复杂而迷人的问题。

此后，在记者连日的采访中，李银河显得非常坦诚，“大侠”手术做到什么程度都曝光了。当这些细节披露出来后，公众、学界可能都有自己的判断，医学层面我不作评价（譬如只做部分手术算不算变性？如果只做部分手术就算变性，那么因病切掉乳房的女性群体又要抗议，我们没有变成男人呀，这些留给医学专家评判），但我们可以从社会心理角度发表看法。李银河用「男人度」这个词描绘她的伴侣的男性气质，所装进去的内涵是文化性别、社会性别，诸如特别仗义、剽悍，敢打抱不平，这些实际上都是文化建构的性别特征描述，不具备确定性的区分度，甚至恰恰是社会观念进步希望打破的，诸如女汉子的称呼被视为对女性日益强大的褒扬。公众对李的困惑源于此。

第二个层面的错位，是个人生活学术化、案例化与学术研究中立性之间的矛盾。

为什么媒体会讨论李银河的“隐私问题”，并将其与公共权利挂钩？这背后的一种逻辑是，李银河本人是性社会学专家，当她的个人生活披露后，确实会存在学术伦理上的争论，即个人生活的学术化，成为她自己研究领域的案例是否影响其学术的有效性。李银河在自愿谈论个人生活时是以专家的身份在谈的，并且以个人为案例来对公众进行性学的“科普”。这样一来就不再是一个隐私问题。娱乐明星以及苹果的高管公布他们的性取向后不会产生这么大的社会反响，最多是说他们愿意公布自己的性取向，通过牺牲个人隐私来为这些性少数派群体争取话语权。到李银河这里，社会影响并非局限于此，这主要因为她学术研究的背景，她在这个领域有她的学术地位和学术权威，这种关联到底会成就她的学术研究，还是会导致学术有效性的折损？

李银河遭遇的诘难，之前另一位性别研究者也遭遇过----何式凝，她提出的议题是情爱中有无公义，她也大胆披露了自己的情感生活作为佐证，主张一种更为富有想象力的性别关系，但受众似乎并不领情，还有不少类似李银河感受到的“恶毒攻击”。实际上，何式凝的主张本身很有价值，但为什么一拿自己当子弹就躺着中枪呢？这就要求我们认知私人生活的特性。

私人交往因其封闭特质，导致难以证实也难以证伪（除医学层面有确定性的事实基础，其他心理过程、交往规则通常难以为外人所掌握），当事人陈述往往只能作为一种文学化的私人情感表达，所谓自传常被视为文学作品即此理。私人生活一经披露，遭遇歪解误解或过度阐释（包括贬低或溢美），几乎是必然。任何自愿披露私人生活的人，当有这种心理准备。这也是为什么从公共理性、公共对话伦理的角度要反对以私人生活作为攻击的“武器”的原因，因为难以证实证伪，对私人生活进行造谣污蔑也是最无成本的。

第三个层面的错位，恰如前面翟老师所谈到的，是学术话语和维权话语的错位导致的认知分歧。

当下大量的社会运动，都是由权益受损群体发起的，他们的策略和目标是否也会有错位？性少数群体维权时很容易借用一些学术资源，进而用维权理念又再去影响学术话语，这种局面究竟是有利于维权群体主张性少数派的权益，还是反而混淆公众认知，影响公众摒除歧视和偏见呢？譬如说，如果维权群体过于敏感地否认差异，会不会反而引发公众认知方面的反弹，从而强化了隔膜。具体到李银河这个事件，就有不少评论会说，本来我并不歧视同性恋的，但是你连起码的差异都不愿意承认的话，我倒觉得很有逆反心理了，我倒认为你才歧视同性恋了-----尽管李银河一再强调同性恋异性恋只是碰巧，只是事实陈述，绝无价值高下的判断，但受众有可能并不领情。

于是就产生这个问题，当事群体的抗争策略和目标是否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这很值得关注。学术研究非常追求普遍性，它追求中立性，不希望成为代言人，但维权群体则迫切希望学术领域能够响应他们的诉求。这种错位和差别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都需要去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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