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治理的决策者不能做隐形人

彭晓芸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称北京目前已有72座报刊亭被强制拆除。“中午口头通知，深夜就来人拆除，没有给亭主出示任何文件依据，也没有说明缘由。如今，实施强拆的负责单位尚未找到，损失由亭主自行承担。一夜之间，报刊亭主变成了无业人员”-----报道这样描述。

根据现场照片来看，执行过程中的确发生肢体冲突和野蛮行政的现象。对此，朝阳区政府回应表示，在报刊亭改、移过程中，遇到来自报刊亭公司用邮政工作车围堵报刊亭等方式阻挠，以及非邮政报刊亭工作人员干扰、阻碍整治工作等情况，相关部门已依法处置。

就目前的新闻报道而言，公众无法清晰地了解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从人民网微博呼叫“@北京发布”，请求给一个解释，到短短几十字的朝阳区政府回应，人们看不见拆报亭的具体决策人是谁，执行人又是谁。

看不见人，只看见组织，这是当下中国的城市治理过程中最为常见的现象。姑且不论事件有无被媒体夸大渲染，仅就穿上“隐身衣”的决策人这一点，就值得单独作为一个议题提出：当一切决策以机构的名义承担责任的时候，其实就是有组织地不负责任。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发展迅猛，出现许多新问题，的确需要在实践中逐步摸索治理经验，决策出现试错或反复，都是可能甚至可体谅的。然而，问题在于，因为害怕承担决策责任，就把社会治理中的决策人“保护”起来，这无异于人为关闭了相关人员在舆论和民意考验中成长的通道。

究竟为何决定拆除这些报亭？决策的依据是什么？在执行前就没有诉诸舆论进行充分讨论，而是封闭决策然后强行执行，这就难免激起强烈反弹，因为舆论准备不够。即便相关方面认为自己的决策是“有法可依”，只要涉及利益的博弈，决策过程和执行过程的伦理正当性就相当重要，这种道德上的正义，比“法”更为直指人心。何况，当有关的法仅仅是行政条例时，就难说这种“法”有多少强制性，退一步，即使是现行法律，“恶法”、“僵尸条文”也不值得再执行下去。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决策人、执行人的行政伦理就应当经受舆论的审视，他们是否在社会治理的实现手段上将“程序正义、手段正当”纳入了考量？这是这次行政行为遭受争议的核心所在。

如果我们承认上述社会治理的基本逻辑，就不难进一步推论出来，想要给相关决策人施加政治伦理的道德压力，就应当使得决策人和决策过程更加透明，能见度更高。集体决策、集体负责的结果就是，决策随意、滥用决策权却总能免于承担岗位责任，总有类似“我局”、“区政府”这样的组织出来为个人揽责。

如果是这样，那么，公众完全有理由直接归咎于事件当中涉及的行政范围的最高长官、一把手，诸如，发生在朝阳区，那么，朝阳区的行政一把手就得被点名，被指认为首要责任人-------即便这个决策并不由他本人发出。

北京报摊事件，仅仅是中国城市治理事务中暴露的一个小问题，而背后的行政思维和舆情应对逻辑，才是更加值得关注和讨论的-------我们怎样推动官员们、公务员们提升他们的执政能力？

各地反复发生的官民冲突案例的经验显示，只有让各个领域的决策人浮出水面，舆论的压力才切切实实可转化为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动力。否则，我们的城市治理进程中，很容易出现“好事没人抢着做，坏事敢于试着做”的逆淘汰局面。成功的决策、成功的公共危机处置案例，其责任人也应当被舆论可见，并受到舆论的嘉奖；而失败决策、野蛮行政，也应当承受相应的舆论压力。只有形成这样的舆论场，官民协同治理才是可能的。

刊于《环球时报》2014年7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