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对“女性贪腐”标签化是种思维惰性

彭晓芸

有好事媒体将今年以来纪委通报的贪腐官员中的女性单列出来，称“今年已有12名女性官员被纪委通报调查”，称女性官员贪腐的关键词是“权色交易”、“为情所困”、“心态失衡”、“生活追求失道”等等。这些充满性别类型定性的词汇从媒体报道的嘴里说出来，令人对这种舆论惰性感到遗憾。

其中，“权色交易”的说法最为容易陷入性别歧视的话语圈套。其潜台词是这些女性官员多数都是以色谋权，是没有实际工作能力的，是依附于官场中的男性的。将女性定义为一种依附角色，是对官场上所有女性的不公平。

如果论依附关系，在目前的官场逻辑中，男性对权力的依附丝毫不亚于女性。特别是在不透明的选拔机制中，男性往往通过对权力的依附来获得上升机会，有的是花钱买官，有的是谄媚上级。当然，现在有些官员开始试图走出这种封闭体系，诉诸民意，如上微博表达观点，取得民意支持。但总体而言，官员的升迁仍然主要依赖于上级选拔，向上级述职，对上级负责。因而，依附关系是普遍存在的，是权力的等级分配。甚至可以说，滋生腐败的倒未必源自层级的上下关系，而是这种关系的不透明产生的寻租空间。

虽然中国女性就业率很高，但从政的女性尤其是走上领导岗位的女性比例并不高，很多还只是基于硬性规定的副职。在政治生态中，女性长期被作为“配菜”，女性的升迁在这套权力格局之下，的确更为艰难。不排除部分女性利用男权社会的这种文化走捷径的，特别是一些比较容易敷衍的岗位。但是，那些劳心劳力的核心岗位，那些将个人的实力暴露无遗的岗位，情况往往是另一种极端。也就是说，同样的职务，女性在选拔中胜出，倒可能是因为她们实在太优秀太出色了，她们往往需要做得比男性更无懈可击才能征服决策者和她们将要领导的下属们。

此外，有些媒体用市井观念来揣测女性官员的犯罪心理，指她们“为情所困”、“心态失衡”、“生活追求失道”等等。有些报道甚至把关心女性官员的婚姻感情状态作为预防犯罪的手段提出来，可见在这些舆论的预设中，“婚姻感情”就是女性天然的软肋，当了官也不例外。至于“心态失衡”，“生活追求失道”等等关键词的总结，似乎男性官员贪腐就不是“心态失衡”，就不是“生活追求失道”？哪个涉嫌犯罪的人不是“心态失衡”呢？生活追求失道，在报道中指女性沉迷于美容、买名牌包，这和男性沉迷于上声色场所、买名表，又有多大区别呢？无非就是欲望的沉沦和无法自制。

美国《时代》以《中国许多女性官员为补偿职业挫折而走向腐败》为题进行相关报道。文章引用最高检职务犯罪预防厅杨静文章称：女性官员“看到自己的付出、贡献与回报不对等，仕途晋升又无望时，很多人失去心理平衡，转而利用自己手中的职权捞取好处。”这一条，同样是官场的通用逻辑，不一定特指女性。在官场的潜规则中，越是希望走得更远的，越是可能扛得住诱惑而保持相对的清廉，越是升迁无望的，则越有可能“捞一把”，把手头权力套现为物质利益。但更为复杂的还有一些情况，譬如官场中的污点联盟，把清廉的人排挤出去，共同贪腐以结成可靠的利益共同体也是一种现象。

那么，涉贪腐的女性，在她们贪腐之前，究竟是哪一种类型，就不宜武断地臆测了。即便是涉嫌犯罪，性别公正的伦理要求应当是保持一致性的，媒体尤其不该使用那些带有歧视意味的词汇和观念来报道女性贪腐现象。

原载《环球时报》2014年6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