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为何热衷“不务正业”

彭晓芸 

在一份媒体采访实录中，王石这样表述自己的身份认同焦虑：“早期创业时，我从骨子里面是看不起商人的。我在自我身份认同上出现的焦虑，很典型地代表了中国工商阶层对身份认同的困惑。企业家自己尚且如此，整个社会对工商阶层的身份、地位和作用就更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会出现很多问题。一个常见的现象是，中国的企业家阶层经常会陷入被动的局面。在政商关系上，中国的企业家总是弱者。这些问题日本早在100多年前就解决了，我们到现在还在挣扎。”

 媒体记录的这段由王石口述的话，如果没有歪曲失真的话，那么确实可以从中窥见中国企业家的身份认同焦虑。实际上，不用王石说，他也已经用行动表现出这种身份认同焦虑和挥之不去的儒商情结。王石的哈佛求学经历，不能说与这种心理驱动无关。

 有人说或许王石只是例外，不代表商人群体都有与他类似的焦灼心理。如果仔细梳理，就会发现，王石绝不是“罕见的例外”，只不过他以最为直接的方式呈现了这种焦虑而已。有些企业家则把这种焦虑转移了宣泄的出口，诸如马云对神秘道术的痴迷。

企业家自轻：身份认同焦虑有传统

 为什么连商人自己也看不起商人，这与中国的文化传统不无关系。美国汉学家、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就曾经说过，“中国商人最大的理想就是，他的子孙不再是商人。”或许正是因为这种隐秘的心理，中国的家族企业并不多，至少不像日本那样世代延续经营家族产业。于是，在中国，老字号是较为少见的，即便偶尔保留一些，也并不严格在子孙后代手里。

在《中国与美国》一书中，费正清写道：“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中国商人具有一种与西方企业家完全不同的想法：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

 费正清这段话进一步解释了中国商人的内在矛盾——依附于权力的脆弱性。这种依附关系源自官方重农抑商的政治思维，历代政权的治理方略，皆重视农业、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当然，这对统治阶层而言是历史性的选择，在维护政权稳固的显性贡献方面，农业生产几乎相当于军事实力的后盾，就是到今天，仍在强调“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可见粮食安全对权力系统而言是永恒的主题。这是直接的经验总结，历朝历代以来，农业歉收导致的大饥荒使得人口锐减，民心思变，对政治稳定显然是相当大的威胁。

相对于农业，商业是“思变”的行当，而“求稳”近乎是一种天然的统治性格，这其中的矛盾和张力就可以预见了。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的学者张德胜于1989年出版的《儒家伦理与秩序情结》一书，就把中国思想中的“闻乱色变”心理情结阐述得很到位。在他看来，儒家伦理体现于礼，礼有四脉：一是对和谐、安定和团结的渴求，盖过了对人际利益冲突之认定，以及对社会平等的关注；二是个人寓于角色之中，突出社会要求，抑制一己情欲；三是虚己让人，处处以别人为重；四是强调对等回报。这些文化传统和思维惯习，无不与追求利益的商业活动产生紧张关系，商业所强调的流动性和利益最大化机制自然不是以“安定和谐”为旨归了。

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对商业的态度，也是倾向于贬低和抑制的。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即是例证。在农业文明时代，承担着“立言”使命的书生在传统社会中具有一定的权威和威慑力，大概仅次于统治阶层。可以这么说，若要论“舆论”的力量，那么，在一个相对封闭、思想和文字生产为少部分人所垄断的环境中，舆论对权力中心的影响力要更为直接和强有力。因而，特殊的士大夫阶层是那个时代有声望和权威的“公共知识分子”，是今天的“公知”们望尘莫及的。

 权力系统对商业流动性天然的恐惧，加上知识阶层绘声绘色的排挤，在传统社会中，商人的社会地位可见一斑。除了儒家在道德上置商人于道德洼地，颇有永世不得翻身的舆论压力意味，诗人们也直抒胸臆，对商人再踩上一脚，所谓“商人重利轻离别”。

“不务正业”与身份错位

 有了统治者和权力豢养的门客们——文人墨客的双重夹击，商人成为了地地道道的“边缘人”，追逐利益成为了他们沉重的道德包袱。直到今天，无论是王石，还是潘石屹、任志强，都在极力展示自己逐利本性之外的品格，如王石对知识的渴求，如潘石屹对环保等公共议题的关切，再如任志强，他狂热地经营着他的微博，一股不成为意见领袖不懈怠的劲头。这些并不偶然的现象，令人对这个时代的商人缘何如此热衷“不务正业”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

相比较而言，我们可以观察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商人唯一不务的正业是“慈善事业”，却少有中国企业家这般强烈的身份认同焦虑。在西方社会，慈善事业也早已内化成为企业家角色的组成部分，他们用履行社会责任这样的理念，将慈善事业和企业家身份认同有机地联结在了一起。可以说，慈善事业背后的价值观是——财富是多么可贵的资源，我们不仅要认可它的价值，而且要用它来做对社会有益的事情。

 在西方的企业家那里，如果热爱知识，他们并不渴望自己成为“公知”，而是用金钱的力量扶植社会的思想者成为真正的思想家，比如创设各种文化思想基金，支持民间智库的运行，他们自豪于财富可以创造如此丰硕的精神成果，却从来不打算亲自去当“公知”。

 而在当下的中国社会，“人人争当公知”成为一个奇异的社会现象。不仅仅是企业家，演员们也在极力扮演“公知”角色，网友们甚至调侃姚晨，说她的微博言论知名度远远超过她的演艺作品。在一个推崇高度专业化的社会里，这样的社会评价，或许会被视为极大的贬低，但在“人皆可公知”的中国舆论环境中，这竟然成为了某种道德上的嘉奖。

 如果人们对这种身份错位并不感到不安的话，那么，或许我们可以进一步推论：中国距离高度专业化的社会分工模式还有很大的距离。而社会分工不能达到高度职业化的细分状态，也意味着，这个社会的生产方式很可能停留在前工业文明时代。

一位在德国生活的华裔女性在微博上这样说：“中国制造业跟德国制造业的区别，用在男女博弈上同样有效，德国制造业别的本事没有，全靠质量砸人，不砸死你不叫德国质量；中国制造业别的本事没有，全靠价格压人，不压垮你不叫中国价格。德国男人在择偶上靠自身强悍胜出，从不压抑女性欲望；而中国男人在择偶上以打压女性为先，从不加强自身质量”。这则微博似乎不够严谨，是一种感性经验的描述，引起不少民族主义者或准民族主义者的不悦。不过，感性经验的背后，的确是文化惯习的力量在左右着。这种不能以事物自身的内在价值取胜，只好借力于“奇技淫巧”的状况，的确普遍存在于中国的各行各业，不独表现于企业家、演艺人士身上。只不过，企业家的身份认同焦虑较之一般人更突出更明显。

如果进一步细分企业家的行业，可以发现，相较于房地产业集中出现的“不务正业”和“身份错位”，IT产业的企业家倒是更接近于西方的IT创业人风格，典型代表当然是马化腾。相比房地产大佬们在公共舆论当中指手画脚的架势，马化腾更像技术人员的性格，较少对公共事务喋喋不休，看上去也无意转换身份去做政客或公知；不过，他倒是扶植了不少“公知”，腾讯的“大家”专栏出手阔绰养“公知”，腾讯还投资支持教育体制创新，不声不响地在深圳搞起了一种公私合作的基础教育创新模式；此外，还在布局在线教育。

 大胆地推论一番，不难发现，这大概跟行业的技术含量颇有关系。IT企业毕竟需要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和创新竞争力，对权力的依赖没有房地产业那么严重。房地产业仅在拿地这一环节，就是不折不扣的权力奴隶。这似乎决定了企业家们的底气和人格气质。手中有微信，马化腾不慌不忙，而微信的诞生却不需要像拿地那样高度依赖权力的眷顾。

 显而易见，房地产大佬们即便想要独善其身，想要专心于行业内业务，恐怕也被这个产业的特殊性拖拽着走到了一个诡异的气氛中去，不争取社会话语权和社会地位，他们就会在本行业的竞争中处于劣势，这是他们的创业伙伴和员工们都难以答应的事情。

症结：安全感匮乏

 不安全感是产生身份认同焦虑的一种心理根源。王石这样时时刻刻不忘标榜自己没有行贿的“君子”，也对外界传递出强烈的不安全感。在同一场媒体访谈中，他还表示，“这些年我走访了很多狱中的企业家，他们有的是被冤枉的，有的是罪有应得。看到他们，有时候我会想，下一个也许就是自己，会忧虑，毕竟我也是企业家中的一员。”

“下一个就是自己”的焦虑，听上去简直不可思议，既然身家清白，怎么还有如此这般的恐惧？那么，原因只能二者居其一：要么王石有过商业原罪，做过可被抓住把柄的违规违法事情；要么王石认为这是人情社会，获罪与否取决于人情人心，取决于系列不确定性因素，而不是法治精神，因此他心里也没底。

 这样说来，一切仍然没有超出费正清所指出的，中国的企业家们欠缺独立性。只要这种现象持续存在，就难以令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产生足够的信心。高层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国家主席习近平郑州考察的最新发言就指出，“国家综合实力核心是技术创新”。而总理李克强早前在国务院的系列工作部署中，也在不断强调扶植中小企业的迫切性。决策层面的态度自是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不过，还需要忧虑的是，观念的变革远没有制度的决策那么便捷。如果观念层面的问题没有能够被厘清，那么，制度被扭曲执行的可能性仍然极大地存在。

这个问题，某种程度上，王石比学院派的知识分子敏锐，他谈道：“吴晓波从中国商业史的角度对商人和商业思想进行梳理和反思，但是真正从理论和哲学层面来谈中国工商阶层的地位的，现在还没有。”

 确实，仅仅从商业史梳理商人的地位是不够的，深刻地反思“义和利”的关系，本质上是一个哲学问题。西方思想家安·兰德在其著作《自私的德性》当中有所反思，但在处理功利主义和道义论的本源问题上，说服力仍稍嫌不足。不过，无论如何，西方对商业道德大量的哲学反思已经令我们望尘莫及。如果说我们还能做什么的话，从哲学层面、从商业伦理的本源上反思企业家遭遇的道德困境，才是更值得努力的方向。至少，我们可以相信，这比贩卖企业家成功学的心灵鸡汤对社会要有益得多。

《中欧商业评论》2014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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