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材施教不要回避智力差异

彭晓芸

过去，一个家庭有好几个孩子，天资差异这个问题，在同一父母的孩子间体现出来，家长们很容易对孩子作出客观判断：我家老大脑子木一点，我家老二聪明啊，我家老三脾气不好……

但今天，独生子女一代以及独生子女养育着的独生子女二代，似乎再也不愿意承认“禀赋有差异，人生而不平等”这个“政治不正确”的客观现实了。当每个核心家庭都有且仅有一个孩子时，基于保持阶层流动优越性的焦虑，有钱的家庭会把孩子当“天才”珍视，而降生于贫寒家庭的孩子，即便天资过人，也往往命如草芥，成为野蛮生长的“留守儿童”。

庸才被拔高，天才被埋没，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可能的教育不公平。

“成功学”前所未有地泛滥，大量心灵鸡汤和育儿手册都在告诉所有家长，只要肯努力，你的孩子就能成为成功人士。而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人士”，不知是为了展示自己的“超凡脱俗”，还是为了免于众人对他的孩子拼爹拼娘的嫉妒，这一类人士热衷于表达对子女毫无期待的“无功利心”，诸如“就算孩子长大了去街头卖煎饼、去当个清洁工也无所谓”之类云云。

真的无所谓吗？“成功人士”龙应台倒是给出了诚实的回答，在《亲爱的安德烈》一书中，她这样对儿子安德烈说：“我要求你读书用功，不是因为我要你跟别人比成就，而是因为，我希望你将来拥有更多选择的权利，选择有意义、有时间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为什么这样说，龙应台阐述她对社会分工的看法：“在现代的生活架构里，什么样的工作比较可能给你快乐？第一，它给你意义，你的工作不把你绑架，让你做工作的俘虏，第二，它给你时间，容许你去充分体验生活。”

这个答案比很多假装无所谓孩子将来如何，假装自己是放任自流洒脱派的名人来得质朴可信。几乎没有为人父母者故意希望孩子穷困潦倒、没出息，唯一的差别在于，每个人的价值观不同，每个人定义的“成功”也不尽相同。龙应台认为赢得有尊严的生活，能够充分去体验生活，拥有这种选择权就是她对孩子的期待。有的父母则认为赚大钱才算成功，才能过上体面的生活，还有的家庭希望孩子有学问，即便是成为相对清贫的学者，也是家族莫大的荣光。当然，在中国大陆，还有不少父母希望孩子考个公务员，跟着主流价值走没错，稳定和拥有权力是最实惠的“成功”……

无论怀抱怎样主流非主流的期待，客观评价自己的孩子，对很多家长来说很困难。于是，我们看到大量的抱怨是------“应试教育扼杀了一个小诗人”，“没有从小入读名校耽误了我的孩子”，“该管得严一点，打球的时间如果用来做题就好了，就差那么几分”，很少有人会说，“我的孩子很幸运，他得到了最大的发挥”。

应试教育虽然有万般局限和弊端，但说应试教育扼杀了人才，指的是扼杀天才，扼杀了尖子生。在应试教育体系下，尖子生对付应试考试也很优秀，问题在于，如果不用这套评价体系，他们的多方面才能或许能够有更充分的时间得以培养和展露。应试教育并不扼杀那些怎么学也学不会学不好的，人们不敢承认，智力水平和学业水平是有一定相关性的。

一位重点高中的班主任告诉我，重点学校是天资聪明的孩子的乐园，天资稍微逊色的，就会很吃力，学习方法不对头苦学的，往往都比不上尖子生的应付自如。“人比人气死人，我们有时候不好打击家长，就只能一味鼓励”。

“天赋论”、“智力差异论”的确显得很不合时宜，不得人心，但如果以因材施教的古训来理解“天资论”的话，不难得出“因材施教”其实也包括因智力水平而施教。常常有些自以为是的人，看见人家的孩子学这样学那样，就劝他的家长说，别让你的孩子那么累哦，学那么多才艺让孩子不堪重负哦，还有一种则是，看见别人都上奥数班了，觉得自己的孩子不能落后，赶紧把孩子塞到奥数班去，也不管孩子现有的水平能否接受超编知识。

那些智力水平超前的孩子，就属于喂不饱的孩子，他们的表现是有强烈的求知欲。这样的孩子，如果智力发育的需求得不到满足，自己都会去寻找刺激智力发展的事来干，部分聪明孩子迷恋上电子游戏就是这个道理，家长没有适时填补孩子的智力需求。对这部分孩子，如果兴趣引导得当，你让他同时学多项才艺，他们会乐此不疲，多动动脑筋对他们而言一点也不辛苦，包括解数学题。所以，不管三七二十一，对超编教学内容、对奥数全盘抨击的，也是不能理性看待个体差异的人。

其实，最奢侈的教育模式就是因材施教，就是私人定制的教育。在中国的传统社会有私塾，在西方有家庭教师，这些都是昂贵的“私人定制”，那时的教育还没有进入工业文明时代的规模生产，因而只能是有钱人的特权。

今天，教育高度规模化、集约化了，但值得反思的是，因材施教的可能性就大幅降低了。同样一个知识点，应试教育绩效指挥棒之下，老师会倾向于按照智力水平中下的孩子也能学会的程度来教，来布置作业的量。这样，那些智力水平拔尖的孩子就会成为“陪读”，他们那未得到满足的求知欲就会饥肠辘辘，要么自己课外加码，要么服从群体，直到变得更平庸一些，以适应这种集体教育的节奏。 

在过去相当长时期以来，人们对学校内区别快慢班十分反感，认为这样是“歧视”差生。这就是为所谓“绝对平等”的“政治正确”而拒绝因材施教。试想，长期以来，选拔体育尖子、音乐等艺术苗子从未被扣上歧视的帽子，为何学习文化课的能力有差异，智力水平有差异就要假装看不见呢？

如果观念的障碍能够得以解除，有人会问，怎样才算因材施教呢？确实，教育之所以如此复杂，在于因材施教并不容易，需要的是教育家那样的智识和执行力，需要有一双慧眼，帮助孩子们找到属于他们自己的独一无二的发展路径。帮助成长中的孩子设计定位，应该是设定一个“跳起来摸得到的目标”，既不要好高骛远，指望躺着中状元，也不应妄自菲薄，放弃努力。

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富裕家庭但天资平平的孩子往往被寄予过高期待，有些孩子甚至不堪压力而出现各种心理问题，而贫困家庭的孩子，有些好苗子却可能因贫困而没能得到良好的教育机会。

龙应台的孩子问过她，如果他是一个很平庸的人，龙应台这般优秀的母亲能否发自内心地接受？对城市里的中产及以上家庭来说，这的确是一个好问题，值得提前做好心理建设。当下全民“教育焦虑症”中，不排除很多是由于期望值过高而导致的。

相比城市里富裕阶层的教育过剩现象，更值得忧虑的，恐怕是贫困阶层的孩子日益处于残酷竞争的末端。高考被视为目前一个不完美但仍然必要的制度机制，很多寒门子弟靠高考被选拔出来了。然而，我们日益看到的是，现在连高考也越来越“产业化”、“技术化”，没钱上辅导班成为寒门子弟新的一道槛。

因材施教、遴选人才的机制，应当贯穿在教育的日常阶段，并且提早开端。那么，最有可能的，就是改变我们的教学方法和考试方式，让因材施教的理念能够在教育实践中真正发挥作用。要实现这一目标，不改变当前把基础教育当低端产业的状况，恐怕难以有实质性的突破。

对公办教育而言，基础教育不再分重点学校、不再挂牌省级市级，并不意味着就要搞教育的平均化、流水线生产，而是应当允许每所学校都发展自己的特色教育，像美国的公立学校也有“资优班”，天资优秀的人被鼓励参加更多的特色教育项目。

当然，“因材施教”理念更可能带来私立学校的春天，当更多的家庭意识到个性化需求的必要性，自然会促动民办教育市场的繁荣。不过，最为根本的，仍然在于家庭这个教育的前端单位能够更为理性地定位自己的目标，客观认知包括智力水平在内的个体差异，只有这样，市场才能更加精准更加多样地因人制宜，发育成熟。只有那时，全民为高考疯狂的局面才能有所缓解。

笛子应该给谁用才是最符合道德理想的？亚里士多德说，给最好的演奏者——这是笛子存在的目的。也就是说，正视差异，得其所得，才是每个人独特的生命价值。“浪费天赋”与“力小而任重”，某种程度上都是对生命的不道德。

《教育家》杂志专栏2014年6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