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位房”迷思与教育焦虑症

彭晓芸

据媒体报道，新版《广州市房屋买卖中介服务合同》示范文本将向全市推广使用，其中，“是否占用学位”将被列入卖房条款，合同还细化了纠纷赔付条款。这意味着义务教育与房产的捆绑进一步制度化，在房价一片喊降的大势中，“学位房”消费热不仅没有退潮，还在继续升温。

学位房买卖纠纷不只发生于二手房市场，一手房市场同样常常因学位配套问题而引发争议。最近一桩一手学位房纠纷发生于知名地产品牌万科旗下广州楼盘，业主们正在抗议广告承诺的省级公办学校不过是番禺某村级公办，指开发商涉嫌虚假广告宣传。在维权业主的追踪查询下，他们发现，来自教育局的红头文件上写着“市桥中心小学只负责协助筹办及管理，办学主体仍然是南村镇。”业主们据此认为这是“省级承诺，村级事实”，指开发商关于小学学位的承诺是“欺骗”、“说变就变”。

 客观地说，这些纠结于“省级”“村级”学校的家长们过于迷信挂牌和政府评级了。就算现在政府下达红头文件指定这所学校就是省级学校，按照教育的一般规律，这种“生源组成”、“师资水平”、“校长办学理念”都还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的新学校，无论政府给定什么级别，第一批就读的业主注定是“小白鼠”，优劣几乎无从谈起。

然而，饱受“学位房”困扰的刚需一族哪里顾得上仔细考察学校的历史、研究教育的规律呢，在很多焦灼万分的家长们那里，只剩下跟着政府指挥棒走这一条“捷径”。于是，政府评级就成为家长们手捧的“红宝书”，购房时按图索骥，一切围绕著名学位而行，开发商也热衷于打着配套优质学位的广告来吸引刚需买家。很多家长非常计较究竟是省一级还是市一级，却把教育的一些基本规律抛之脑后----诸如同样水准的师资，遇上不同的生源，很可能结出不同的果子，所谓“南橘北枳”。

将义务教育的资格与受教育人父母的房产、户籍等等密切关联起来，一方面是教育投入的长期欠债导致资源的不足，另一方面则是当下的这一代年轻父母对教育过度的焦虑使得他们在狂热地抢夺所谓“优质”教育资源。广州这么大，所辖十区两市，可是一谈到“学位房”，有很多家长奋不顾身地就是要往越秀区挤，仿佛不买越秀区就不叫“学位房”了似的。这背后是把教育全然交付给学校的“名校依赖症”在作怪，也是政府对教育资源的分配没有注意区域均衡所致。

实际上，政府方面最新的政策方向是不再对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进行评级，尽量让师资在各区之间流转起来，缓解教育资源过分集中的局面。然而，形式上把评级和重点的牌子摘了，却没能在一夜之间改变家长们对重点学校的迷信。在广州最热门的亲子网站上，关于“学位房”的讨论总是最热闹，很多家庭为了购得一个心水学位房，可谓是砸锅卖铁，倾尽全力。

这种一窝蜂局面的形成，与中国的教育和阶层流动依然遵循高度同质化的单一目标息息相关：上好大学才能找好工作，上好大学得从上重点小学抓起。教育的目标被缩略到剩下“升学成绩”这一项，而阶层流动的渠道也被窄化到只能拿“名牌大学”当敲门砖，舍此无他途，人们完全不敢想象中国能够有退学的“比尔·盖茨”“扎克伯格”的一番天地。这与中国仍然是一个严重依赖权力资源的官本位社会不无关系。

如果意识到政府之手已经产生了这么多窄化阶层流动路径的负面作用，那么，政府所需要做的，不应该是继续强化资源分配的捆绑策略，也不该滥用行政权力对资源的优劣划分等级，导致民众盲从消费“学位房”，而是亟需把政府的职能转变到资源的二次分配上来，改变当前的“学位房”扎堆现象，使得教育的机会均等不至于成为一句空话。

《南方日报》广州观察栏目 2014年6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