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还是儿子的涂鸦，我向他支付稿酬。

意义系统是如何预见你的人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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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晓芸

心理学家们有个几乎成为学术共识的观点：一个人的人生过成什么样，最终都可以追溯到他/她的童年，他/她的原生家庭。

如果是这样，似乎一个人的人生早就“天注定”，被他的出身和他的家庭决定了。那么，那些灌注给成年人的心灵鸡汤岂不是徒劳无功？再多的挣扎，耗费再多努力去抵御原生家庭的消极烙印，也不会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轨迹？

依恋类型与亲密关系的心理学预言有道理吗？

譬如，有些心理学家分析，一个人形成怎样的依恋类型，取决于他和母亲的关系。心理学家们把依恋类型分为：安全型依恋、焦虑型依恋、回避型依恋等，他们认为，如果一个人在婴幼儿时代得到了母亲充分而稳定愉快的照料，就比较容易建立起安全型依恋（心理学家们把这种依恋类型视为“好的”，容易带来幸福的），如果一个人在幼年时得不到母亲足够的照料或这种照料忽冷忽热，孩子就容易形成焦虑型依恋或回避型依恋。

继而，心理学家们分析，一个人在亲密关系中如何处置，几乎取决于童年时的依恋类型养成。那些安全型依恋的人，就比较容易与伴侣建立稳定而信任的关系，也就更可能从稳定的长期关系中发展深刻的生命关联，进而体验到一种充满安全感和幸福感的亲密关系。而那些焦虑型和回避型依恋的人呢，则要么是缺乏安全感，总是沉溺在被抛弃的恐惧中，要么是匮乏爱的能力，无法体验亲密关系的快乐甚至排斥亲密关系。其中，后者与恐惧抛弃的纠缠纠结不同，他们干脆堆砌起冰冷的堡垒保护自己免受伤害，他们回避亲密关系，完全不愿意在亲密关系中袒露心扉，甚至时时忧虑一旦陷入亲密关系就会失去个人的空间和独立性。

焦虑型依恋的人类似于人们通俗所说的“作”，就是那些亲密关系中的麻烦制造者。他们总是以各种折腾来考验和反复确认对方的爱，直到明明爱的对方被这种“作”吓跑。然后，“作”的这一方就开始无比庆幸地想：你看，被我检验出来了吧，他/她确实是不够爱我。

而回避型与此相反，他们显得极为淡漠，似乎总是若即若离，也不表达心迹，一旦对方靠近一点点，他们就弹开，直到对方因进入不了他的内心世界而选择放弃时，回避型依恋的人却宁愿在内心淌血也不愿意挽留失望的对方，他们的胜利法则是满足于成为表面上无动于衷的“主动者”“控制者”地位，永远不能容忍自己陷入给予爱和等待爱的回馈的被动境地。

接着，心理学家们试图帮助人们从焦虑型或回避型依恋转为安全型依恋，似乎只要“转危为安”，幸福就唾手可得，近在咫尺。

真的是这样吗？这里面有什么不对劲吗？翻翻一些心理学家的著作，我发现只有少数会提及理性思维、观念对人的情感情绪以及行动的作用，多数仍把人视为被动的潜意识患者来治疗。美国的心理学家阿尔伯特·埃利斯（Albert Ellis）算是一个例外，他甚至提倡用观念论辩的方式来与咨询者对话，来发现他们内在的价值系统，进而指出哪些观念是非理性信念，是阻碍他们获得幸福体验的观念性障碍。无一例外的，此类心理学家宣称他们喜欢哲学，读过大量哲学著作。

不过，对于当真习惯于阅读哲学书籍的读者来说，“非常哲学”的埃利斯仍然是太庸浅、太心灵鸡汤了！尽管他看到了思维对观念形成的重要作用，继而非常清晰地预见了观念系统（意义系统）对行为的指导性意义，但他在价值、道德判断方面是非常犹疑不决的，最终，他滑向了相对主义和虚无的边缘，变成了近乎阿Q的精神自慰。诸如，他会劝诫人们服从于命运的安排，不要过分追求完美，过分追求完美恰恰是你产生焦虑的根源，只要你充分地接纳自己，你就会由衷地感到放松，从此，任何事情、任何人（他反复强调：是的，任何事，任何人）都不能再困扰你。

把焦虑以及人生的变动视为不稳定因素、不安情绪予以排除，是多数心理学家的目标。当然，埃利斯要高明得多，当中国引介者采访问及他的几次婚姻以及变换了几种职业时，近乎不假思索地把这些阅历视为“挫折”，89岁的埃利斯有力地驳斥了采访者的逻辑，他说：“我这一生中曾经至少转换过三个职业，这个事情仅仅意味着，在一段时间内，我会全神贯注于一项事业，然后由于各种原因我会改变，并且同样全神贯注于下一项事业。”

换过多个职业，“结过两次婚，还与一位女士同居了36年”的埃利斯把所有这些私人生活或职业选择的历程视为人生的正常态，而不是非常态，更加不可能是挫折，因为他清楚地意识到，这些都是他基于个人信念系统主动的决策。能够主动决策人生，怎么还可能是挫折和失败呢？

心理学家们往往相信，童年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人成年后的行为模式。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根据的，但一个致命的缺陷是，提出这一因果论断的学者们通常并不分辨“未经审察的人生”和“经过反思的人生”，这就极大地忽视了信念系统（意义系统）是如何形成以及如何在人的情绪、行为模式中扮演重要角色的。

意义系统的反思与原生家庭烙印是怎样的关系呢？

还是以心理学家们分析的依恋类型为例，在不同的信念系统（意义系统）那里，同样的依恋类型，最终会表现为完全不同的行为模式，甚至由于观念的作用而改变了植根于童年印记的那些根深蒂固的行为模式。

一个未经审察的焦虑型依恋者，也许会由于养育环境匮乏安全感而在恋爱中表现得焦躁不安，这是他/她未经觉醒的状态。如果仅仅是这一层面的情状，似乎心理学家们的分析是精准的。但是，假设我们分析一个经过观念的自我反思的焦虑型依恋者，很可能发现，他/她的情绪和行为模式已经迥异于被动接受成长阅历的“意义沉睡者”。

也就是说，对于没有经过反思确立意义系统来支撑生命价值的人来说，心理学家的预言几乎是准确的。但在那些经过慎思审察而建立起自己人生的价值体系的人那里，预见其人生的，往往不是所谓的童年经历和原生家庭，甚至，越是被透彻反思的创伤性体验，越是成为他/她人生坚硬的意义坐标。

观念反思者是如何基于信念系统（意义系统）的确立而改变行为模式的呢？我们做这样一个思想实验：同一个女性，童年经历是完全重叠的，都处于焦虑型养育环境，并在青少年时期就养成了焦虑型依恋者的性格特质，但在成年期突然被时光机掷入不同的轨道，分裂成为两个人格主体，面对完全不同的文化体系，进而形成了截然不同的观念系统，持有不同的价值观。

其中，一位浸淫在我们当前的大众文化当中，电视剧里告诫她们的是，男人都是不可靠的，女人要牢牢抓住男人的胃才能拴住一个男人，而拴住一个男人是重要的，是在社会上确立女人的价值和地位的重要标志。这个焦虑型依恋者的女性接受了这套价值观的“洗脑”，而她的焦虑型心理特质则强化了她笃信并实施这套价值观的动力。于是，她动用一切手段跟踪、猜测每一个跟她恋爱的男人，如果处于婚姻状态，她则成为电视剧《牵手》中蒋雯丽扮演的那位女主角，猜疑、疯狂、歇斯底里……在这个文化系统里，连男人也深信不疑，女人都是这样的，最多只是程度的差异。男人从这套观念里攫取的是男性主导两性关系的“文化自信”，他们学会了哄骗女人，学会了将女人视为附属地位的私人物品，“撒谎、欺骗是因为不忍心伤害你”。

好了，这时我们假设被时光机投掷到另一文化环境的女性，形成了另外一套意义系统，持有另一种价值观。

我们假设她是诸如波伏娃、阿伦特那样的女性，尽管她们小时候也敏感焦虑，尽管我们从她们的自传、传记可以读出她们的不安和情绪起伏，但我们从更多的渠道获知，她们主张的价值观是坚持女性的主体地位并在行动上果敢地运用自己的自由意志。看过波伏娃自传或传记的读者不难想象，波伏娃在亲密关系中是怎样的角色。尽管她也会被嫉妒的情绪缠绕而表现出焦虑型依恋者的特质，但她与萨特建立的关于爱情的意义系统却强有力地阻挠了她滑向一般女性可能会有的狭隘和偏执，她坚信没有什么能够隔绝她与萨特作为灵魂伴侣的独特价值。在波伏娃和萨特那里，诚实与坦白成为了支撑这一意义系统的前置条件，如果他们中的任何一人撒谎、欺骗，就破坏了这一意义系统的内在价值。这时，“欺骗”成为了吃亏和自损的一方，即：欺骗者才是意义系统中失去“人格同一性”的那一方，他/她是自我羞辱的一方。

于是，那些活在另一套意义系统中的人总是觉得难以置信，怎么可能做到如此赤诚坦白呢？于是，她们时常以貌似女权的名义质疑波伏娃（包括质疑阿伦特对海德格尔的那种无条件的接纳与维护），认为她在伪装大度，认为她是依附于男权社会才会有如此“妥协”。还有的人认为波伏娃和萨特简直就是“爱情骗子”，这就奇怪了，他们做到了绝大多数的终身伴侣无法达到的诚实与坦白，怎么反而成了“骗子”呢？原来，这是由于波伏娃萨特式开放关系不符合多数人对爱情的独占性的定义，基于这一点，他们就认定这是“骗子”的“假爱情”。

由此可见，意义系统深刻地塑造了我们的人生。

   图说：某日，看见孩子在画画，我忍不住拿起笔随意涂鸦了几笔。自画像？还是某个即将腾空的舞者？没有仔细琢磨过。整个过程也就五分钟。

心理学家不能回答“何谓好生活”，那么哲学呢？

当然，上述思想实验不够彻底的地方在于，我们似乎只能以众所周知的例子来充当思想实验的主角。人们也会发问，究竟是个体的自由意志还是文化环境决定了他们的价值观呢？似乎，前述案例只能说明文化环境的影响巨大，那么，这种文化环境怎么可能不是从人一出生就存在的呢？怎么可能是在他们成年以后才产生影响和发挥作用的呢？是的，这是一个有力的反驳。作为思想实验，我们抽空了某些条件，譬如，我们假设，实验的主体在童年期并未经历价值系统的影响，我们把价值系统和意义符号挪到实验节点——即同一个人的时空岔道，在此之前，我们把它视为“无知之幕”。这当然是为了把论述简便处理的一种假设，现实生活中，意义系统的出现是更早更为复杂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推论，一个经过反思的意识主体和一个未经反思的意识主体，其确立意义系统的偏好和能力是显著不同的。

如果仅仅举女性的嫉妒是如何被克服的作为案例，恐怕有性别刻板印象之嫌。实际上，男性也同样存在嫉妒。但基于事实多寡的既往统计，我们姑且把此类案例视为某种现象描述，并不意味着我们主张女性天然地更爱嫉妒、更狭隘。如果分析依恋类型，男性当中的焦虑型依恋比例也许更低一些，但回避型依恋则不在少数（这主要是根据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和统计，未必确切，姑且这么一论）。

回避型依恋并不比焦虑型依恋更为幸福。那些对女性存有偏见和恐惧的哲学家、艺术家往往是这一类型。

排除那些对女性并不感兴趣的男性哲学家、艺术家，尼采就很像是一个对女性很有兴趣却恐惧亲密的哲学家类型，他的那句“你要到女人那里去，别忘了带上你的鞭子”流传甚广，成为尼采憎恶女性和恐惧亲密关系的“罪状”。

美国当代艺术家Jordan Wolfson的作品则被认为表达了对女性的厌恶，媒体描述他的作品：“那金发性感又面目可憎的机器人露出深深的乳沟，身上沾满了犹如被殴打后留下的污渍；他的录像作品描绘着长不大的玩家幻想和孩童记忆。现年35岁的Jordan Wolfson出生于曼哈顿上西区和康涅狄格州，少年时代物质富足，却因为注意力缺乏症和书写困难在学业上表现不佳。他的机器人有着女性的身体和男性的嗓音，录像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坏男孩，为引起他人的注目做出一些猥琐的举动。这一切或许是Wolfson对亲密关系的投射。”

在接受采访时，Wolfson承认：“我很早便进入了青春性萌动期，其实我并不害羞，而且正好相反。只不过有那么一段时间，当我和那些外表非常美丽或者心理非常强大的人在一起时，我会暂时性阳痿。”

在美丽或心理强大的女性面前感到怯懦是回避型男性的普遍特质。回避型男性往往不愿意承认女性在人格上的对等性，但又慑于女性的崛起，在忧虑男性主导地位失落的恐惧中，对与女性建立亲密关系采取了回避的防御姿态，以防御作为自我保护的手段，以免于在情感中遭遇挫败和伤害。

回避型男性是一种脆弱的生物。他们的回避策略源自不自信和对依恋关系可能吞噬自我的顾虑，这是童年期已经形成回避依恋类型的人群未经反思的自然反应。依恋任何人都让他们产生“不自由”的恐惧，与其不自由和有朝一日失去，不如早早采取防御姿态，以守为攻。但是，这一类型的人如果经历意义系统的全面反思，也可能由于信念的改变而颠覆自己的行为模式和情感关系。我们同样可以假设和想象，相信存在灵魂伴侣的男性和一位完全不相信爱情“这种东西”的男性，即便有着完全相同的被抚养经历，在成年期仍然可能采取不同的情感引擎机制。

把追求爱视为人生三大激情之一的罗素是相信爱情的，对波伏娃说出“我们的结合是一种本质上的爱”的萨特是相信灵魂伴侣的存在并践行的，而日本作家渡边淳一则是典型的大男人主义，在他那里，爱情不过是男性雄性本能的代名词。

至此，不难推论，相较于兴趣相似的吸引，意义系统的交叠才是更为深刻更为本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哲学。不同的意义系统深刻而全面地影响着一个人的决策和行为选择。

然而，这恐怕是心理学家最为无能为力的，因为心理学家普遍地热衷宣称他们的价值中立。怎么可能是价值中立的呢？当他们对着咨询者宣扬稳定婚姻对健康的好处时，当他们致力于去化解他们心目中的“患者”的焦虑情绪时，他们内在地隐含着关于“何谓好生活”的既定偏好。但是，遗憾的是，心理学家往往无力全面辨析这些价值（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的逻辑层次，无法调动个体对生命的意义系统进行细致而自觉的反思。

       心理学正在以两种极端状况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一种是都市的白领和中产阶层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视和信奉心理学，这是各种心理学常识和心理学技能以心灵鸡汤形式风靡朋友圈的社会基础；一种是社会的底层处于心理上的无助与凋零而未能及时获得救助。

       就都市白领和中产阶层而言，他们有一定的思辨力，止步于心理学常识甚至知音读者式心灵鸡汤恐怕不是一个从优的选项，他们有能力在有选择地吸收心理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向哲学迈进一步，从而学会像哲学家那样意识到：未经审察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

当然，这不是说心理学家不能解决的“何谓好生活”的问题，哲学家就一定能够提供答案。而是说，在我们的话语系统中，哲学的思辨不应当缺席。

（注：文中所提及的观念系统、信念系统、意义系统是一种哲学层次上的递进关系，即到了意义系统就具备了深刻的哲学价值，而“意义”是人之为人超越死亡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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