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2008年 3月27日，一名参加竞职演讲答辩的候选人在南京电视台演播大厅进行演讲答辩。（新华社记者 韩瑜庆 摄）

                   最该学学柴静的，是官员而不是记者

彭晓芸

柴静的片子出来，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这是传媒圈媒体精英弄出的动静，是前央视知名主持人、记者柴静的杰出作品，所以，讨论得最热闹的，首先是媒体圈，很多人高呼这是自媒体的胜利，并开始研究新闻业务，全国那么多媒体、记者，那么多已经脱离机构的自媒体人，怎样才能学习柴静好榜样，也贡献出这么成功的作品呢？

作品无疑是成功的，尤其是传播效应。我推荐给儿子看，他在ipad上痴迷地看了两遍之后，要求妈妈下载到硬盘里，然后在电视机大屏幕上播放给他看。这说明作品非常生动，老少皆宜，连孩子也被唤起了好奇心，启蒙了环保意识。当然，我也一如过去给孩子推荐任何书籍、纪录片作品那样，会告诉孩子，这里面涉及到的科学知识，连妈妈也不一定能判断是否正确，对你感兴趣的问题，你要自己慢慢长大，慢慢探索。

批评柴静片子犯有知识或逻辑错误的，很多是那些乐意帮助柴静们慢慢探索的良善大人，而纠缠于柴静私生活的，多数是匿名网友的发泄，我很少看到有身份有分量的人去讨论什么柴静抽不抽烟，柴静有过多少男人。在我看来，柴静“抛砖引玉”的行动本身非常有价值，只要不是存心故意捏造数据、歪曲事实，片子当中的知识瑕疵、政策应对方案争议，恰恰是柴静该片引爆的公共议题题中之义。那些说不该挑剔柴静片子中的知识偏差的人，似乎以为这部《穹顶之下》就该是这个议题的终结者，不能有第二季第三季。持这种看法的人，无疑是狭隘的，似乎指出柴静的知识错误就会折损他们心目中的“女神”的光环和价值似的。这恐怕不符合柴静制作此片的本意，否则，她就不会在片子中作“文科傻妞”状，说这我不懂，那我也不懂。柴静之冷静理性，恰恰在于她的这一招，给自己留了后路，任何指出她的片子的知识性错误的人，都是对此片的未完使命的延续。这一点，以柴静的风格，应当是不排斥不恼怒的，甚至是乐见的。

遗憾的是，很多人习惯于将公共议题最终都落实到人身上，而不是事本身。于是乎，讨论片子的内容，在他们心目中就成了讨论柴静究竟够不够完美、够不够得上“女神”。这种公共讨论的局面，与我们长期缺乏公共论辩训练相关，过去很多时候，人们想参与公共决策的讨论也求之无门，封闭决策是政府非常强大的社会治理惯习。

这一次，我们看到了些许不同，尤其是环保部部长的表态，对柴静的这一动作表现出了无保留的欢迎。政府的门在慢慢打开，但公众却很可能有一部分人跑得比政府还慢，他们还停留在八卦和消费名人的快感中——原谅他们吧，他们确实没有参与公共决策讨论的经验，而讨论娱乐明星八卦，可谓驾轻就熟，在过去的舆论空间中，这是最畅通无阻的“伪公共”议题。

政府的这种姿态，当然与柴静多年来在央视这个官方认可、信任的央媒积累的资源和政治人脉分不开。试想，有几个自媒体人可能让环保部门的官员畅所欲言，让环保部门的人陪同去调研呢？就这一点，引发了极为激烈的讨论，有人绝不能忍受说柴静与政府部门有任何合作或默契，有人宣称“《穹顶之下》是一次独立而勇敢的公民行动，是向雾霾进军的公民倡议书。不管是从新闻专业还是从纪录片专业的角度来挑剔，都是苛责”，“上海人李劼”干脆宣布柴静就是“一位民族英雄”。

为什么如此避讳承认此片与柴静央视从业经历的体制内身份仍然密切相关呢？为什么那么在乎“独立而勇敢”这些美誉能否加诸于柴静呢？为什么甚至连“新闻专业”、“纪录片专业”角度来挑剔批评都不行了呢？难道你会支持从八卦角度挑剔？不可能吧！八卦显然不地道，专业角度也不行，那么，留给受众的，难道只剩下赞美和高呼胜利了吗？这无论如何也不符合“空气污染”这个高难度且长期存在的复杂议题的内在要求吧？

吸引柴静耗时一年去做这个选题的原动力，除了孩子的出生让她对未来更有期待，本来也与这是一个复杂且短期内不可能解决的议题有关。试想一下，如果一个片子就终结问题了，以柴静及其团队那样职业的新闻触觉和新闻敏感性，他们还会去做吗？

好了，那么我们就要思考一下，为什么有一部分人仍然那么在乎把“独立”、“勇敢”这些道德指标用于赞美公益行动呢？这与公民社会长期处于抑制状态相关，人们都不敢不愿相信，不那么“独立和勇敢”，也可以做成一些事的。恰恰相反，想要行动的人，而不是像我等评论人这样作为观察者、分析者存在的人，恰恰只能必须“不那么独立、不那么勇敢”，甚至有所妥协，才能成事。

我在央视只待过很短的时间，我的角色是给播音员写写新闻附带的几句点评，但在我短短的央视游历经验里，可以感受到，在央视这个庞然大物当中，存有新闻理想、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是那样多，同时，他们还有极好的专业才能，但他们的每一点、每一滴业务精进，都需要作出一些妥协，需要一些耐性。由此可以想象，在央视浸泡多年的柴静，需要怎样的韧劲才能达到今天的游刃有余，才能赢得这么一点点自主行动的空间。

柴静利用体制内从业经历的资源积累，与环保部完成了一次自选动作的有益合作，这没什么不好。很多人拒绝承认这一点，好像承认与官方决策的大方向大趋势“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就玷污了他们心目中的“女神”。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中国的社会运动发展进程，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中国社会的长远进步，最终还是由体制内力量及体制内分化出来的精英互动推进的，那些激进的、边缘的社会力量的空间的确比较小，机会远没有体制内精英或体制内分流出来的精英这样多，这是一个客观事实。由体制自觉推动的社会变革，一定更不好吗？为什么有人认为这样道德上就不高尚了？我审慎地认为，只要不拿不该拿的钱，不造假不欺诈，体制内蕴育出良性社会力量，与公民社会、与官方有距离又有合作，这是稳健改革非常需要的中坚力量。

柴静说要“看见”，那么，我们就不能假装从来没有“看见”在柴静拍此片之前其他人的努力。过去十年，有不少人因独立调研拍摄地震等事件，付出过努力，承受过磨难。承认这一点，是尊重那些付出巨大代价的先行者，同时也期待我们的社会能够有进步有空间，让人不必冒那么大政治风险也能干成事。

说到这里，对个体的评价与对社会的评价的标准，值得区别一下。个体的道德勇气自然与够不够勇敢挂钩，但对社会的政治道德的评价，却不以社会成员是否够勇敢为指标，恰恰相反，一个美好社会，应当是更多人不需要那么勇敢即可做成事。

这篇随便说说的非正式文章是个“标题党”。你会发现，迄今我也没有论及标题所涉内容。回到开头，传媒圈的热烈讨论，关于视频制作的技术，关于情感的代入，尤其是关于自媒体业务的讨论，在我看来，很可能陷入了“自媒体万岁”的迷思。

《穹顶之下》与其说是新闻作品，不如说是一位公众人物的议员式游说演讲，它试图通过非常丰富的媒介元素，以及相当职业的演讲技巧来影响公共政策，同时也对公民进行环保意识的启蒙和调动。看过竞选演讲的人，对情感动员都不会陌生，所以，这个片子用什么元素，并不存在新闻业的那些专业壁垒和障碍。采用什么方式来打动人，都有利弊，讲述个人故事是最有利于传播和情感动员的，弊端是不得不应对受众对你的故事的窥私和好奇，包括质疑。这一点，柴静在讲述制作经历的访谈早就考虑过了，她对是否以女儿患病作为引子，表示非常犹豫，她深知这样做的代价，但她最终还是选择了以女儿切入，这源自她想要忠实于自己的情感的动力，也出于她对传播效应的娴熟。果不其然，传播中，“女儿”这个要素是一个杠杆，撬动了巨大的传播能量。但也存在一些不可控因素，譬如有媒体记者执意炒作患病与雾霾污染的归因，这是柴静遇到了“猪队友”，但也不算严重到“不可承受之重”。

上文为何对“公众人物”加以着重号，正是我想要引出的话题，我想说的是，柴静模式对记者群体的可模仿性远远低于对官员群体的启发。为什么？这种演讲模式适合于公众人物做社会动员所用，它的重点并不在于记录历史或呈现复杂事实，而在于动员，游说政府采纳自己的提议，游说民众实践自己的倡议。正因如此，《穹顶之下》这部片子的结构有别于常规新闻作品，它不仅仅以“我”这个第一人称来叙事，而且以“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三段论直接提出方案，并发出非常个人化的倡议。而对多数记者来说，很多记者不一定具备演讲才能，即便具备了，非公众人物演讲，对受众的吸引力也很小，人们对非名人身上发生的个人故事也不感兴趣，采用柴静模式，不是一定不可为，但效果显然要打折扣，况且，演讲才能也不是媒体对普通记者的硬性要求。至于说有一定影响力的自媒体人能否效仿，恐怕资金问题就是最大的障碍，其他能力要素、资源要素且不说。

那么，谁最该学习柴静好榜样呢？我倒认为是官员群体。当然，这里说的官员可以学学柴静，当然指的是不掩盖真相、不歪曲事实、不愚弄百姓为前提，在此前提下“作秀”值得鼓励。官员对于他所辖的一方百姓来说，就是十足的公众人物，君不见地方报纸上，头版头条经常就是地方官的大头照、工作照，他们不是最大的公众人物，还有谁是呢。

很多官员经常对媒体倒苦水，说我们才是弱势群体啊，不干事挨骂，干事也挨骂，你们媒体和民众太不了解我们的难处了。国家领导人经常在各种场合演讲，来点幽默，秀秀英语，都为他们的形象加分不少。那么，地方一把手怎么就不敢对着一方百姓演讲呢，怎么就不学学柴静如何调研，如何演讲，如何掌握优雅的台风，如何包装亲民的个人形象呢？那么多官员被媒体拍到身上的奢侈品，拍到他们的窘态，何不先发制人，好好设计自己的形象，好好用好他们强大的调兵遣将资源，在述职报告时，在重大公共项目推进时，在新官上任记者见面会上，好好地秀一把，谋求媒体和公众的理解和支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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