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霾灾难中的决策心理：如何拽一把救命稻草-彭晓芸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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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霾灾难中的决策心理：如何拽一把救命稻草

彭晓芸

凡是涉及孩子的，总是特别容易在社交圈病毒式传播。这大概是人的天性，有孩子的、没有孩子的，至少都曾经是孩子，心底里都有关于生命脆弱性的深刻记忆。

“博雅小学堂”征集的各地妈妈晒图刷爆了朋友圈，比一些人物特写和深度调查的传播还广泛。这符合相关度认知的传播心理，此前，媒体的一篇人物特写只针对北京的三位母亲，各地读者尚有一丝“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淡漠，而这个策划则不同，各地都有话语权，晒图并附言一句话，适合碎片阅读，更是抓住了社交网络时代的最大公约数：别幸灾乐祸，你看看，你们那里也好不了多少，无人能真正置身事外。

话虽如此，真正做起决策来，差异性就体现出来了。我感兴趣的是，人们作出逃离或留守的选择，心理机制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人们对雾霾的话题既疲劳又热衷？如果我们能像画思维导图那样把选择的路径勾勒出来，是不是有助于焦虑中的人们辨识自我，进而理性抉择？

我把各种抗霾逃霾故事收罗起来读了读，再比照身边的故事，大致发现一点脉络。那些很快决策逃离北京的，很多是孩子的健康状况已经出现一点症状，诸如咳嗽、肺炎，并且，他们都发现，一旦离开北京，逃离到相对低污染的地区，孩子的病状就得以好转，甚至完全消失。

在这种情境之下，人们来不及“科学”地分析，咳嗽、肺炎，究竟是孩子自身的体质问题还是空气污染直接引发，就像，人们并不责怪柴静在片子中隐晦地表达孩子患病与雾霾的关联那样。在这个时刻，人们并不想要一个万无一失的、全然科学主义的逻辑，而是亟需作出决策、决策、决策！

这时，只要有一个决策因子很突出，就足以成为决策的理由，推动选择偏好的出现。

人的决策心理非常微妙复杂，就是日常生活的行动选择，也是久经考验的。

我总是鼓动身边的朋友和他们的孩子去游泳，但这种鼓动到他们真的做出行动，是非常遥远的心理距离。

一位朋友好不容易去了一次，他读书时是我们学校的运动健将，而现在游50米都很累，喘不过气。我说，那要坚持哦，坚持就能恢复体能。隔了一段时间，再问他，他已经很久没去游泳了。于是，我追问，是什么障碍使得你无法坚持？他说早上要送孩子上学，然后上班，中午也没有条件，晚上则要陪孩子，有时候还有工作应酬。

想想我自己，影响行动的因素有时候看起来很像是偷懒的“借口”。譬如，为了多一点时间陪对方，我和先生会偶尔放弃各自的运动时间，宅在家里聊天。后来，我们确认，这不是偷懒的借口，而是两难选择中的偏好胜出，我们的确很享受聊天的时光。

确认了是这个问题，我把游泳时间从白天改为与他同步的晚上（他要上班，只能迁就他的日程），这样，我们的锻炼频率果然提高了，做到天天去也没有障碍。因为我们把聊天和运动的两难选择困境消除了。

分清究竟是“借口”还是真正的选择困境，是非常重要的。

辨识究竟是不是“借口”的有效办法是，当你把障碍移除以后，是毫无困难地作出选择，还是出现了新的“障碍”，又陷入两难？如果是后者，则说明此前的“障碍”不过是一种借口，在你的心底里，你倾向于“不去游泳”，你对游泳还没有产生迷恋的热情，很可能还是比较畏难的，或者你根本不喜欢不享受这项运动。

而我则是恨不得一天能去游泳两次的人——尽管我的水平还比较菜鸟，但我的钻研热情比先生和孩子都高。我给游进中的他们录视频，找来一切能搜罗到的游泳视频、教学资料，愣是逼着他俩承认我的“教练”地位，接受我的技术分析和课后指导，下次游泳，我会检查他们动作改进了没有。当然，视频教学也拿来对付我自己，我厚颜地请求给我录视频，回家又相当“扰民”地一遍遍看，边看还边发出奇怪的笑声，家里人已经对我这种“傻姑”状见怪不怪了，默默忍受着。

我大概是内在驱动力人格类型的人，凡是我感兴趣的事情，我就会拿出学术研究的深度和热忱去做——遗憾的是，迄今未对厨艺产生学术兴趣。

日常小事决策的心理机制是如此隐秘微妙，更别说雾霾灾难中，动辄改变人生走向的伤筋动骨的重大决策了。

也许，你会发现一个问题，人在决策中有一种特定的心理：风险评估的自利倾向。

即，当人们挤破头也要去一所重点中学时，设想的是自己一定是那95%一本当中的一员，绝不是不能上一本的那5%，而当人们在设想雾霾带来的危害时，即便你明确告诉他，有95%的概率会遭受雾霾侵害并危害健康，仅有5%的概率是遭受雾霾之后没有出现明显症状，这时，人们坚信自己会是幸运的5%。

这看起来很非理性，就像我多花一些钱把游泳时段改为晚上，至少是非经济理性的，但背后却隐含着一个强有力的逻辑：价值排序决定了决策中的优先性原则。

也就是说，当我意识到，与爱人的相处和陪伴很重要时，价值远远超过闲时忙时时段的差价，就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经济上的多付出，来化解选择困境。在雾霾灾难的决策中，很多人已经无法承受离开北京的巨大损失，这时，优先性原则会不断地告诉他们，健康风险是可承受的，失去北京的人生才是不值一过的——离开北京的沉没成本已经太高，高到难以舍弃。

什么是“沉没成本”呢？就是说，人们在决策中，并不仅仅看未来，还被既往的经历牵绊。是的，未来很美，海南或西班牙的蓝天很美，但是，我在北京已经付出的一切一切，时间精力人脉工作业绩，这些，一旦离开就成为已经发生的无法收回的“沉没成本”。为了让我所付出的一切持续保持激活状态，我不能离开，我不能离开，我不能离开！

而在很多经济学家看来，决策时考虑沉没成本，并不是理性的。一个简单的例子，你买了一张电影票，电影院规定，开场前两小时不再接受退票，而你恰恰就是在开场前一个小时不小心刷了一下豆瓣，豆瓣影评给这部电影打分很低，且言之成理。

怎么办呢？不值得看的电影，还要不要去看？如果你考虑的是电影票的成本，于是你捂着鼻子进了电影院，勉强自己看了电影，因为你顾虑退不了电影票的“沉没成本”。

在经济学家看来，你就是不理性的，是被“沉没成本”拖累的惰性决策。理性的决策是放弃去看这场电影，即便浪费这张票，因为你的时间应该更“值钱”，维护你的时间的价值、减少生命中的垃圾时间，是更为重要的。

在雾霾灾难中，决策逃离还是留守，比决定放弃一张电影票，比遭遇地震的人们瞬间作出放弃财产撤离的反应，当然要困难得多。这是因为，“雾霾决策”中，错综复杂的变量不是在一瞬间发生的，而是一个相当缓慢、漫长的历程，这需要你拿出学术研究般的精神，以缜密理性的逻辑，对自己的人生和处境进行深入剖析，从而独立地不受外部干扰地作出选择。

如果说有什么化繁为简的方法，那就是拷问自己：什么才是真正重要之事。

对政府而言，也是这个道理，什么才是真正重要之事？如果GDP比民众的健康和生命更为重要，显然，政府很难有动力通过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来根治雾霾，就只能“提提脑袋、喊喊口号”，做点慰藉人心的表面功夫。

最新的消息，北京市教委已决定在中小学幼儿园试点安装空气净化设备。听闻消息，北京的妈妈们倍感振奋。这么一个小小的变量，又不知道改变了多少人的决策：逃离VS留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