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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霾灾难中的决策心理:如何拽一把救命稻草

彭晓芸

凡是涉及孩子的,总是特别容易在社交圈病毒式传播。这大概是人的天性,有孩子的、没有孩子的,至少都曾经是孩子,心底里都有关于生命脆弱性的深刻记忆。

“博雅小学堂”征集的各地妈妈晒图刷爆了朋友圈,比一些人物特写和深度调查的传播还广泛。这符合相关度认知的传播心理,此前,媒体的一篇人物特写只针对北京的三位母亲,各地读者尚有一丝“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淡漠,而这个策划则不同,各地都有话语权,晒图并附言一句话,适合碎片阅读,更是抓住了社交网络时代的最大公约数:别幸灾乐祸,你看看,你们那里也好不了多少,无人能真正置身事外。

话虽如此,真正做起决策来,差异性就体现出来了。我感兴趣的是,人们作出逃离或留守的选择,心理机制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人们对雾霾的话题既疲劳又热衷?如果我们能像画思维导图那样把选择的路径勾勒出来,是不是有助于焦虑中的人们辨识自我,进而理性抉择?

我把各种抗霾逃霾故事收罗起来读了读,再比照身边的故事,大致发现一点脉络。那些很快决策逃离北京的,很多是孩子的健康状况已经出现一点症状,诸如咳嗽、肺炎,并且,他们都发现,一旦离开北京,逃离到相对低污染的地区,孩子的病状就得以好转,甚至完全消失。

在这种情境之下,人们来不及“科学”地分析,咳嗽、肺炎,究竟是孩子自身的体质问题还是空气污染直接引发,就像,人们并不责怪柴静在片子中隐晦地表达孩子患病与雾霾的关联那样。在这个时刻,人们并不想要一个万无一失的、全然科学主义的逻辑,而是亟需作出决策、决策、决策!

这时,只要有一个决策因子很突出,就足以成为决策的理由,推动选择偏好的出现。

人的决策心理非常微妙复杂,就是日常生活的行动选择,也是久经考验的。

我总是鼓动身边的朋友和他们的孩子去游泳,但这种鼓动到他们真的做出行动,是非常遥远的心理距离。

一位朋友好不容易去了一次,他读书时是我们学校的运动健将,而现在游50米都很累,喘不过气。我说,那要坚持哦,坚持就能恢复体能。隔了一段时间,再问他,他已经很久没去游泳了。于是,我追问,是什么障碍使得你无法坚持?他说早上要送孩子上学,然后上班,中午也没有条件,晚上则要陪孩子,有时候还有工作应酬。

想想我自己,影响行动的因素有时候看起来很像是偷懒的“借口”。譬如,为了多一点时间陪对方,我和先生会偶尔放弃各自的运动时间,宅在家里聊天。后来,我们确认,这不是偷懒的借口,而是两难选择中的偏好胜出,我们的确很享受聊天的时光。

确认了是这个问题,我把游泳时间从白天改为与他同步的晚上(他要上班,只能迁就他的日程),这样,我们的锻炼频率果然提高了,做到天天去也没有障碍。因为我们把聊天和运动的两难选择困境消除了。

分清究竟是“借口”还是真正的选择困境,是非常重要的。

辨识究竟是不是“借口”的有效办法是,当你把障碍移除以后,是毫无困难地作出选择,还是出现了新的“障碍”,又陷入两难?如果是后者,则说明此前的“障碍”不过是一种借口,在你的心底里,你倾向于“不去游泳”,你对游泳还没有产生迷恋的热情,很可能还是比较畏难的,或者你根本不喜欢不享受这项运动。

而我则是恨不得一天能去游泳两次的人——尽管我的水平还比较菜鸟,但我的钻研热情比先生和孩子都高。我给游进中的他们录视频,找来一切能搜罗到的游泳视频、教学资料,愣是逼着他俩承认我的“教练”地位,接受我的技术分析和课后指导,下次游泳,我会检查他们动作改进了没有。当然,视频教学也拿来对付我自己,我厚颜地请求给我录视频,回家又相当“扰民”地一遍遍看,边看还边发出奇怪的笑声,家里人已经对我这种“傻姑”状见怪不怪了,默默忍受着。

我大概是内在驱动力人格类型的人,凡是我感兴趣的事情,我就会拿出学术研究的深度和热忱去做——遗憾的是,迄今未对厨艺产生学术兴趣。

日常小事决策的心理机制是如此隐秘微妙,更别说雾霾灾难中,动辄改变人生走向的伤筋动骨的重大决策了。

也许,你会发现一个问题,人在决策中有一种特定的心理:风险评估的自利倾向。

即,当人们挤破头也要去一所重点中学时,设想的是自己一定是那95%一本当中的一员,绝不是不能上一本的那5%,而当人们在设想雾霾带来的危害时,即便你明确告诉他,有95%的概率会遭受雾霾侵害并危害健康,仅有5%的概率是遭受雾霾之后没有出现明显症状,这时,人们坚信自己会是幸运的5%。

这看起来很非理性,就像我多花一些钱把游泳时段改为晚上,至少是非经济理性的,但背后却隐含着一个强有力的逻辑:价值排序决定了决策中的优先性原则。

也就是说,当我意识到,与爱人的相处和陪伴很重要时,价值远远超过闲时忙时时段的差价,就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经济上的多付出,来化解选择困境。在雾霾灾难的决策中,很多人已经无法承受离开北京的巨大损失,这时,优先性原则会不断地告诉他们,健康风险是可承受的,失去北京的人生才是不值一过的——离开北京的沉没成本已经太高,高到难以舍弃。

什么是“沉没成本”呢?就是说,人们在决策中,并不仅仅看未来,还被既往的经历牵绊。是的,未来很美,海南或西班牙的蓝天很美,但是,我在北京已经付出的一切一切,时间精力人脉工作业绩,这些,一旦离开就成为已经发生的无法收回的“沉没成本”。为了让我所付出的一切持续保持激活状态,我不能离开,我不能离开,我不能离开!

而在很多经济学家看来,决策时考虑沉没成本,并不是理性的。一个简单的例子,你买了一张电影票,电影院规定,开场前两小时不再接受退票,而你恰恰就是在开场前一个小时不小心刷了一下豆瓣,豆瓣影评给这部电影打分很低,且言之成理。

怎么办呢?不值得看的电影,还要不要去看?如果你考虑的是电影票的成本,于是你捂着鼻子进了电影院,勉强自己看了电影,因为你顾虑退不了电影票的“沉没成本”。

在经济学家看来,你就是不理性的,是被“沉没成本”拖累的惰性决策。理性的决策是放弃去看这场电影,即便浪费这张票,因为你的时间应该更“值钱”,维护你的时间的价值、减少生命中的垃圾时间,是更为重要的。

在雾霾灾难中,决策逃离还是留守,比决定放弃一张电影票,比遭遇地震的人们瞬间作出放弃财产撤离的反应,当然要困难得多。这是因为,“雾霾决策”中,错综复杂的变量不是在一瞬间发生的,而是一个相当缓慢、漫长的历程,这需要你拿出学术研究般的精神,以缜密理性的逻辑,对自己的人生和处境进行深入剖析,从而独立地不受外部干扰地作出选择。

如果说有什么化繁为简的方法,那就是拷问自己:什么才是真正重要之事。

对政府而言,也是这个道理,什么才是真正重要之事?如果GDP比民众的健康和生命更为重要,显然,政府很难有动力通过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来根治雾霾,就只能“提提脑袋、喊喊口号”,做点慰藉人心的表面功夫。

最新的消息,北京市教委已决定在中小学幼儿园试点安装空气净化设备。听闻消息,北京的妈妈们倍感振奋。这么一个小小的变量,又不知道改变了多少人的决策:逃离VS留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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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供职南方报业、时代周报、凤凰网、央视经济频道等媒体,现为中山大学哲学系在读博士生。 本人原创作品,如有商业用途(包括纸媒、电视、网站、移动客户端)转载,须经本人授权同意并支付稿酬。 联络方式:微博私信或微信公众平台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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